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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捉摸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
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
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欺骗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
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
杨钦典表现中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
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
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
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
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
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移，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共产党与长官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大部分是好人、是汉子。
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
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
在狱中革命者的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帮助狱中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
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残忍，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
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杨钦典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和罗广斌、李荫枫、陈然最好，开始我对国民党是不满，爱发牢骚，看见国民党腐败、做事不公开，常吹牛拍马的就吃得开，不这样干就吃不开……经常和罗广斌、陈然、李荫枫等在一起，看到他们思想正确，一切谈话都是有条有理的，比方说，法官叫罗广斌写悔过书等，写好就放他出去，他都不写，你要放就放，我是不写。
陈然也经常说他们革命不是为私人，一切为后代，我们讲话一般在放风、散步及我当值日时讲的多，因为上面叫了解犯人的思想情况，谁挑皮呀，谁捣蛋呀；都要报告，所以当值日的时候的多一些，都是年青人，又是北方人，能说得来。
上面要放罗广斌出去，他都不出去。
我看共产党是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为了私人，为了私人他还不出去？这些事情都感动我……”
在谈起当年白公馆大屠杀后的情形时，他这么说：“雷天元带着便衣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就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的很恐慌。
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
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
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
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
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我告诉警卫把东西收拾好，就到楼下和罗广斌他们定了个计：我说到时我出去把岗撤了，我们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锁打开，把白公馆的院门闭好，然而将把锁好好挂在门上——其实是假锁着。
我再到楼上蹬三下脚，你们听到人的暗号后，等上十几分钟等我们的岗哨撤了你们就出去，顺便把门上的锁扔了，各跑各的。
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锁是扔掉的，就会认为是监狱里的犯人把锁砸开的，这样我的责任就轻了。
计谋定下后，罗广斌、李荫枫对我说，你出去后千万别跟国民党的部队跑，如果那样你走到那里也跑不了。
李荫枫还说，你出去到我家里住，解放了我们会再见的。
我说中，我坚决不跟部队走。
说完上面这番话，我就出去和三班长安文芳把哨岗撤了。
这时，我又假装拿东西，到楼上蹬了三下脚。
出来后我和三班长一帮人就往市里跑。
一路上，有的人往汽车上趴，往成都方向去了。
我没有走。
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号，解放军部队就到了重庆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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