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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峰”
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
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
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
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
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时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的第28天便抑压不住内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责任,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组织提交的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简称“报告”
)。
据那些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介绍,当时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而造成那么多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带给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心情无比悲愤与痛苦,同时对地下党个别领导下在敌人面前屈膝救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由此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万分担忧之心。
在狱中,他们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时又为自己不能活着出去迎接如红日升起的新中国而感到痛苦与悲伤。
他们在明知敌人一定会杀害他们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这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
,这心里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的动议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认真严肃的精神,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总结,他们相互嘱托,若有人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形成报告交给党组织。
到了1949年9、10月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的枪杀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狱外党组织所准备的“越狱计划”
因敌人的提前屠杀而不能实施,尤其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狱中几位重要的党组织骨干被枪杀后,白公馆“监狱支部”
内的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要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
而获得出狱机会。
当狱中党支部将这一决定向罗广斌交代后,他本人却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苟求自己做到的。
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
罗广斌曾在解放后谈到这件事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
为此,“狱中支部”
负责人之一的谭沈明告诉他:“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
我们不但要、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求‘忍辱负重’”
正是这种特殊的交代,罗广斌最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而狱中组织还专门为罗广斌用书面形式对他写了狱中表现的组织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他“自新悔过”
(假叛变)出狱的问题作了特别说明。
但后来敌人的大屠杀提前了,罗广斌借“自新悔过”
的假叛变出狱计划没能实现,而幸运的是他在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通过策反敌看守杨钦典成功,与另外十几位同志成功脱险,这样的命运才使得罗广斌有了完成狱中支部交给他完成向党组织报告的任务。
出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可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尤其是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战友、同志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等不在人间了,他更无法忘记狱中同志们在临刑前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紧紧的握手所给予他的重托,这就是他为什么出狱后的第28天就埋头开始写报告。
“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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