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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谢家灭门惨案当天，实际上有3个人幸免遇难：一个是谢育才前妻，一个是他们的女儿谢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女。
不久，他的前妻和女儿又被敌人抓住，以300大洋强迫卖到外地，前妻后来生死不明，小小年纪的女儿到处流浪，最后被谢育才的侄女带回家乡，孤苦生活……
9年后的1937年6月，谢育才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与粤军及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6条原则：1．国民党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2．国民党要实现民主自由，动员人民抗日；3．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4.我方保证取消军政委员会，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5.我方停止没收土地和打土豪筹款；6．我方取消番号，改变名称，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抗日。
国民党方面提出“即日发表投降自新宣言；全部投诚，有枪者点编，徒手遣散”
等苛刻条件，使谈判几近陷入僵局。
谢育才想着全家被杀，大仇未报，今日还要同他们同桌谈判、合作，还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实无法容忍，谈判现场，竟几度伤心得直掉眼泪。
然而当他想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必须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时，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和谈。
也正是因为这次公开和谈，报纸上登载了谢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谈代表的消息，让远在海南的乡亲知道他还尚在世间。
海南地下党组织当即派出游击队员梁居民带着谢育才的女儿和侄女，千里迢迢赶到闽西与谢相会。
劫后余生的亲骨肉相聚，谢育才悲喜交集，抱头痛哭。
由于女儿谢莹不懂普通话，而长期在外的谢育才也忘了家乡话，父女俩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语言，只得由梁居民当翻译，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场的同志们泪雨纷飞。
此后，谢育才将女儿谢莹留在身边，并于1939年送其到延安学习。
他的侄女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遭日寇杀害。
在海南屠杀事件之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将一部分较为暴露的同志撤出岛，谢育才接受广东省委指示，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协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1930年初，谢育才取道香港准备回琼崖。
时值香港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谢育才不慎被捕，审讯时他急中生智，报假名，称自己是在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准备返沪就学。
军警找不出其余什么证据，遂将其“驱逐出境”
，由便衣送至上海。
谢育才来到上海后，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
这年6月，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台湾沦陷日”
活动，地下党要求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尤其是各党支部负责人要站在队伍前列。
这是一次典型的“左”
倾盲动行动，游行示威之前各领事馆周围早已布满密探，只待时机一到就抓人。
危险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动总指挥却浑然不觉，时间一到，即发出行动指令，各支部党团员便开始散发传单，立刻有数人当场被捕。
谢育才此时担任第三街道支部负责人，虽对如此行动有意见，也只好执行命令，继续散发传单，随即也被捕。
此次行动造成很大损失，共有7名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入狱。
谢育才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狭窄的空间挤了30余人，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谢育才病倒了，被送进犯人医院，在开刀中差点送了性命。
1931年4月，谢育才刑满出狱，先后担任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为领导闽西保田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1940年lO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
），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地下党的工作。
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委员王涛。
11月根据南委安排，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被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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