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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毛泽东做过这样的评价：
“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
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
诚如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所追忆的那样，“八七会议以后，经过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央认为，“现在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暴动均已告一段落”
，全国局势“已有大的变化”
。
但是，“在这些运动中我们的党充分暴露了他的弱点，同时也得到不少的教训，这些弱点和教训均须有一番正确的整理”
，“本党今后的政策和组织须有一个新的决定”
。
这就是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起因与目的。
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蔡和森、任旭等人。
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
实事求是地说，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角，依然是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例如：
该会通过的主要文件《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罗明纳兹亲自起草的。
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
，“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犯了“左”
倾幼稚病；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从“左”
的观点出发，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
，“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
，并进而“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
；在对“现时的总策略”
的估计上，提出了“左”
倾盲动的总方针，其核心是武装暴动，是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是以工人暴动为“中心”
和“指导者”
的城市武装暴动。
换言之，是教条地把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搬到中国，指导半殖民地半封建且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革命。
加之他提出了一系列“左”
的政策：“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
等等，共同组成了“左”
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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