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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三月，湖北省委和武昌市委机关又被完全破坏。
周恩来针对这些情况写道：“失败的教训要求我们在消极方面马上要很勇敢的承认并改正过去一切错误，积极方面要很明确的找出今后工作的出路，不许我们丝毫掩饰，更不能稍事犹豫。”
“无论如何艰难困苦，在最近的将来，我们都要在武汉三镇把新的基础建立起来。”
怎样“把新的基础建立起来”
呢？他要求湖北的党组织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需要，坚决“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
。
他明确地提出：“机关的群众化，负责同志的职业化亦是很重要的问题。”
要求各地党组织适应新的情况，“改变方式领导群众继续作政治经济斗争”
。
这在白区党的组织工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这时的周恩来虽然看到了农村暴动的重要性，但他依然认为中国革命应走巴黎公社、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就是由城市而农村的革命道路。
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的核心机关——中共中央必然设在有产业工人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所以，很有必要为党的秘密工作制定行之有效的法规，这就是在他离沪赴俄后不久——五月十八日，中央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
该通告提出了八项原则，对党的各级秘密工作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由于这时周恩来已经离沪赴俄，他肯定没有参加这一通告的起草。
但是，这些用无数烈士鲜血换来的秘密工作的原则，作为中央秘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行前肯定贡献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就这个意义上说，该通告凝聚了周恩来的全部心血。
周恩来自四月中旬从香港返回上海之后，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里，从营救罗亦农、陈乔年，到领导处决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从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到制定《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议决案的问题》等等，足以看出周恩来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工作效率。
由此可知，周恩来以三十而立之年成为中共中央核心成员，且又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是必然的。
五月三日刚过，周恩来正欲准备动身赴俄之际，突然传来日本军队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
的消息。
他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了解了“五三惨案”
的真实情况，略谓：
蒋介石于五月二日随部队进驻济南市后，一面声明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一面请求业已进驻济南的日军撤除警戒。
翌日上午，蒋氏属下的一名士兵因患病需送一所基督教医院医治，遭日军阻止通行，双方因语言不通，发生争执。
日兵突然开枪，当时打死中国士兵及夫役各一人，余皆逃入医院。
日兵又将医院包围，用机枪扫射。
以此为契机，日军在济南大街小巷展开了疯狂的屠杀，顷刻之间，“市内血肉横飞，尸体满街。
蒋介石闻讯，立即下令城外的军队于下午五时以前离开济南，并将此事通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产助，一面请其约束部下”
。
接着，日军又在市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中国官兵百姓死伤无数。
外交部长黄郛被扣长达十八个小时。
日军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捆绑起来，用刺刀逼迫他们跪下。
蔡用日语抗议，日军竟将蔡的耳鼻割去，继又将蔡的舌头、眼睛挖去，然后用机枪射击，蔡公时、张麟书等十七人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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