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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赴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
周恩来回到上海之后，亲自过问营救任弼时的工作。
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筹募营救所必需的金钱。
据关向应同志的报告说：“为了营救任弼时，国际济难会拨给特费八千元。”
上海问题。
上海既是蒋介石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上海既是中国产业工人的摇篮，也是中国各类黑社会的主要大本营。
因此，上海集纳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时时都在上演着不同性质的活剧。
当时，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同设在上海租界中，而“江苏省委的工作，那时在全国各省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工作范围内，包括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还有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
上海没有设立市委，是由江苏省委兼的。
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江苏超过三分之一。
无论党员的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都居于第一位”
。
因此，历来“中央十分重视江苏省委和上海的工作，将上海市看作是领导全党工作的基础”
。
这样一来，“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是接受中央指示最快的地方，许多工作都是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
可以想见，在极端秘密的环境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在工作上发生一些矛盾也是正常的。
例如，“新中央为了加强江苏省委的领导，贯彻‘六大’将工人干部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的组织路线，十月间决定派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任江苏省委书记。
省委则主张选本省的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担任书记，不同意罗任书记。
后来，中央同意省委意见，但要罗兼省委常委。
省委也接受了中央的决定。”
但是，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这组矛盾并未解决，隐伏发展成后来的“江苏问题”
。
此乃后话。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上海的工人阶级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因此，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斗争策略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
对此，李维汉同志晚年回忆道：“一部分党员和工人的消极和恐惧情绪仍然严重存在；不少党支部还没有恢复和建立起来，即使恢复和建立起来的，也还比较涣散，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有的区委组织不健全，缺乏集体领导，工作作风也不够深入，不注意领导同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日常经济斗争，不善于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当时，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严重，二是‘左’倾盲动主义虽然受到批判，但并未完全克服。”
怎么办？周恩来在回到上海以后，为加强、改进江苏省委和上海市的工作，中央决定组织两个巡视委员会：一个由周恩来、康生（省委组织部长）、李子芬（团省委组织部长）和李维汉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任务是巡视上海党的工作；另一个以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为主席，任务是巡视上海工会的工作。
顺直问题。
顺是指北平（在历史上曾名顺天府），直是指河北（在历史上曾名直隶）。
当时顺直省委所管辖的范围比北平、河北要大得多，它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
“在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没有能打开局面，纠纷不断，问题越积越多，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也就越发展越严重，已到了使工作难以开展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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