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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称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上述这封指示信为“中央二月来信”
。
但是，信写出后的两天，红四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
第二天，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指挥下，红四军在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
从此，红四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
接着，红四军又连续在运动中打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沉浸于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
然而由于敌人分割、包围的原因，致使红四军前委于四月三日才收到“中央二月来信”
。
因此，“信中充满忧虑的语调，同红四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更显得很不协调”
。
而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中央工作也成为不可能。
周恩来作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感到人才，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是何等的宝贵！
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使他最为痛心的，就是党的大批优秀干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而今，由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每当他想到中国革命如何走出低谷的时候，他就又越发地感到最为缺乏的，依然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干部。
为此，他经常叮嘱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志：“干部是革命之本。
没有革命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
也正是出于同一原因，他再三指示，一定要设法把任弼时同志营救出狱。
也就是在他从天津返回上海的时候，听说任弼时同志在安徽被无罪释放，当时，他内心高兴的情形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接着，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有关的同志，详细了解了营救任弼时的全过程。
原来任弼时被捕之后，一口咬定自己叫胡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是到安徽南陵来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墓玩玩的。
敌人不肯轻信，于是动了刑，“踩杠子”
，施“夹棍”
，任弼时始终咬定口供，不露身份。
通过这残酷的刑讯，他知道敌人没有掌握任何其他证据，故很有底数地与敌人虚与周旋。
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以“共党嫌疑分子”
的罪名，把任弼时等押解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
事有凑巧，在任弼时被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遇到同乡彭佑亭。
趁法警不备，他托彭捎信给长沙第一纱厂当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请他设法营救。
任理卿收到任弼时的信后，立即电告时在上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请其来长沙密议营救事宜。
陈琮英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接着，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周密地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大意谓：
中央当即派人陪同陈琮英赴长沙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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