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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度结识李大钊的时间和地点，一说是在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后避居上海期间，李大钊应邀南下在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商谈国共合作时相识的；一说是由杨度的同乡好友——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作伐，在章宅晤面的。
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极少可能，因为孙中山和李大钊会谈，以及李大钊参加的孙中山和苏俄特使越飞会谈是保密的，除少数核心成员外，其他人是不准参与其事的。
据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马湘的回忆：“在这期间，先生嘱我，无论何人都不予以通传和不许登楼。”
虽说杨度这时曾到上海慰问中山先生，并践行愿“从公奔走”
的前言，估计孙中山先生不会贸然安排他和李大钊相见。
笔者以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原因是杨度和李大钊同住京城，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章士钊，在章宅晤面相识是顺理成章的。
故拙作《李大钊》等均取第二种说法。
张作霖入主北京以后，商请杨度出山入阁。
待他得到李大钊“入阁与否，并不是评判一个人历史功过的标准”
的回复以后，遂应邀入阁。
当他获悉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的消息以后，巧妙地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积极活动北洋军阀政府向张大帅提出：“移交法庭办理”
，以图营救。
李大钊等同志殉难之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屋，冒着生命的危险周济遇难者的遗族，所蓄为之一空。
蒋介石入主北京之后，杨度等人为避“风头”
南下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今人皆知杨度是中国共产党员。
原因之一，毛泽东同志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对他的同乡长辈章士钊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
之二，周恩来同志于病危之际，请夏衍同志写文章纪念杨度同志，证明杨是中共党员。
但是，关于杨度由何人介绍入党，历来没有定论。
夏衍同志认为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潘汉年，并写在纪念杨度和潘汉年的文章中。
王冶秋同志虽未公开反对此说，但他著文说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根据现存的史料，基本可以确认，潘汉年不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
一是杨度的入党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秋天，这时的潘汉年正忙于筹备“左联”
的事情，他作为文化战线上的负责人，很少可能介绍负责收集战略情报的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杨度的关系，是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一九三一年五月，经由陈赓之手介绍给潘汉年的，而这时的杨度早已是中共党员了。
持第一种看法的同志认为，杨度南下上海之后，“先是参加了鲁迅、田汉、胡鄂公等所组织的‘自由大同盟’，旋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由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
。
此说前后矛盾，其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成立于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杨度入党是在一九二九年秋天；其二是潘汉年这时和中央特科还没有直接发生关系。
笔者认为，如果要搞清杨度入党介绍人是谁，必须弄清是谁帮着杨度最早和党发生关系的。
对此，《潘汉年传》中是这样介绍的：
那时陈赓有一个同乡，又是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外号叫“王老九”
。
此人和杨度相熟。
王老九有时从杨度那里听到一些消息，便向陈赓报告。
逐渐地，杨度便成为一个情报来源……他（杨度）知道王老九和中共方面有联系，便打算通过王老九的联系接近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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