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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七月，他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南下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主持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分管组织。
之后，他一直在中央出任要职。
只是因反对国共合作，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落选，但在中央依然有很大权力。
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在北京被捕叛变，但当时未被组织发现。
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央政治局于七月改组，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奉命东下，曾试图阻止南昌起义。
后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兵败潮汕之后回到上海，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瞿秋白回国之后，他接任团长。
但是，就在他刚刚上任两个月，共产国际突然把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为路线错误，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所谓十月来信。
接着，共产国际在决定派出米夫使华的同时，又考虑张国焘回国。
自然何孟雄、罗章龙等党内“老干部派”
请求共产国际派回张国焘主持工作，调解矛盾，也是促成张国焘回国的重要原因。
何孟雄等“老干部派”
为什么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回国呢？这其中既有其远因，也有其近因。
所谓远因，张国焘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同是北京大学的先后同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又都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
实事求是地说，大革命失败前北方掀起的革命风暴，他们都有一份功劳。
随着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危局，党内不断进行分化改组，逐渐形成了上面所说的鼎足而三且又势不两立的三大派。
作为被米夫派等称为右倾的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同志，长期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的代表有矛盾，希望在共产国际任职已有两年多的张国焘回国是可以理解的。
所谓近因，除去何孟雄、罗章龙等人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回国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共产国际希望张国焘借批判李立三路线的同时，利用他与这些老干部源远流长的关系，把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拉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米夫一边，支持王明等人接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
也或许就是出于上述原因，米夫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把尚在归国途中的张国焘抬上政治局常委的地位。
但是，张国焘回国自有他的政治野心，用他的话说：“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难以收拾。
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
把他的话说白了，他回国的目的不是帮着党渡过困难，而是想借助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的力量，把王明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由他张国焘取而代之。
由此可知，张国焘是有政治野心的，只是时机不成熟，没有演出后来在长征中演出的夺权丑剧。
怎么办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
换言之，继续等待时机。
关于决定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是由周恩来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决定的。
对此，张国焘作了这样的回忆：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
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关这时尚在狱中）等主持。
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康生）、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
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和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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