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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非画家，不敢妄说，惟以意度之，木刻当亦与绘画无异，基本仍在素描，且画面必须统一也。”
先生的率直批评，博得青年们的正义拥护，投函寄木刻请批评的，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张先生再寄木刻来，先生又报之书云：“顷收到十八日信并木刻三幅，甚感谢。
上月廿八日的信，也收到的。
先生知道我并非美术批评家，所以要我一一指出好坏来，我实在没有这本领。
闻广州新近有一个木刻家团体，大家互相切磋，先生何不和他们研究研究呢？”
“就大体而论，中国的木刻家，大抵有二个共通的缺点：一是人物总刻不好，常常错；二是避重就轻。
如先生所作的《船夫》，我就见了类似的作法好几张，因为只见人，不见船，构图比较的容易，而单刻一点屋顶、屋脊，其实是也有这倾向的。
先生先前的作品上，还有颓废色采，和所作的诗一致，但这回却没有。”
同年给木刻家李雾城先生函云：“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
这一幅构图很稳妥，浪费的刀也几乎没有。
但我觉得烟囱太多了一点，平常的工厂，恐怕没有这许多；又《汽笛响了》，那是开工的时候，为什么烟囱上没有烟呢？又，刻劳动者而头小臂粗，务须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为讽刺他只有暴力而无智识了。
但这一幅里还不至此，现在不过偶然想起，顺便说说而已。”
这观察多么周到、深刻。
像这样的通讯，每个木刻家寄赠作品来时，先生都一样地给以正确的批评的。
而木刻青年对先生爱护之诚，并不因交往深浅而异，在他们沉痛的哀感，在他们踊跃的每人都极力把保存的遗札寄来之充分，我是多么感动到震抖。
我想：最好能够把先生每封批评木刻的信，插以原图刊印出来，不是很好的木刻示范吗？曾经把这意思贡献给某书局，大约制图费过巨罢，没有成功。
但是我总以为值得一做的，我时常想念到这样做或者不是没有意义的。
鲁迅先生说：“希望在将来！”
木刻是有将来的前途的。
先生对文学有爱好的，帮助他们出些书，有关系的书店真不少。
从北新、未名社、朝花社、春潮书局、大江书铺，以至《译文》《作家》《中流》《海燕》《奴隶丛书》等，到如今，虽然北新仍健在，而从事文学运动之锐气已消，其余则又先后消灭，真令人有风流云散之感。
尤以未名社一向对出版业是那么认真，精选，卓有信用，乃忽停顿，为先生所可惜不置。
又因同情被压迫者之故，先生不惜助之者，如联华书局。
主持人某君，本为某书局职员，多年做工，月入不过数金，要求先生给他一二本书出版，以济困急。
乃以《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与之。
又陆续以瞿秋白（用乐雯笔名）编校的《萧伯纳在上海》，和他（用易嘉笔名）译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及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等与之；有时且为之垫付排工等费。
因其困迫，不但先生自己不肯开口讨版税（只在后来病时及先生死后陆续收些版税），就是替朋友介绍的也是如此，约在半年前曹先生才收到版税二十元。
先生宁可自己过刻苦生活，而从井救人，绝口不肯言穷，愈是困难，愈是如此。
而人们还有计划地造他的谣，说他逃难时也把帐目带走。
其实就算有帐目罢！
资本家的帐目，还不是他自己有数？而先生的朋友，也从来不因先生介绍出书收不到版税过问一下，这种相知、相信、相互了解，是超物质的。
三二、误解
先生不但帮朋友出书，也帮朋友的儿子送入医院医病。
有一位南京同学，后来在教育部做同事的张君，他的儿子患病，好几个医院都说严重，找到先生，他立刻托朋友介绍入一医院，自己时常去探病，替他们付出千多元的医药费。
出院之后，又替他们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
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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