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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是企事业单位捐赠的奖学金，约五六项，每年有近百名学生可获得，年人均得1000元至2000元不等。
第五项是单项奖学金，每年初，学校根据各系院的学生人数，以毕业生每人每年27元，非毕业生每人每年44元下拨至各系院，由下面奖励根据学年成绩评选出的优秀学生，全校每年此项奖金共约35万元。
第二大措施是专门用于解决贫、特困生的助学金。
也分两大块：学校给各系院按在校学生总数下拨，平均每年约为十几万元，另一块是由学生处直接使用的定期与临时发放的困难补助。
凡是没有获得上面70％的大面积奖学金的贫、特困生，可享受每月100元的补助。
每年用于突发性的困难补助约3万余元。
第三大措施是学校组织和设立的勤工俭学岗补贴，每年约20万元。
能成为学校勤工俭学岗的人员一律都是贫、特困生。
除上面三大块外，他们的最后一项是贷款制度。
如果那些贫、特困生从以上的三大措施中仍然不能解决困难的，便可向学校贷款。
1996年，东南大学准备贷款金达40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1997年准备贷款金为61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
为什么实际贷的少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的贫、特困生们已经有了上述几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笔或几笔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他们用不着再为生活而发愁。
东南大学的贫、特困生们是幸运的，即使在这所著名学校内也有1300多人的一支庞大的“贫困生”
大军，但他们因为有学校坚厚的经济实力而省去了不少苦与愁、汗与泪……然而我还是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南大学还不是最好的“富校”
，它比起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南大等学校，还只属于“小康水平”
。
可是当我向山西农业大学、华北工学院等属于“高校贫困族”
的学校介绍东南大学的情况时，我看到这些校长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羡慕得要流口水。
“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要是他们把那几位来不及接待的赞助者让给我们学校，我也就可以睡几个好觉了！”
当听我说北京某高校学生处的人有一天因为连续接待好几位捐助者而忙不过来，竟把两位带了10万元巨款的捐助者给气跑了的事后，山西农大党委副书记王杰敏十分感叹。
“你想得到多少捐助？”
我开玩笑地问王书记。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慎重地说：“5万元。
5万元我就能基本解决贫困生问题了！”
“5万元就够了？”
我吃惊不小。
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学生处了解到，山西农大这座拥有4000多名学生的农校，其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而这些学生之所以上农大，一是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其他重点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农业大学是国家给奖学金的（其实并轨制后农校等专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要交学费的），所以他们才冲这样的学校而来。
我还知道，这个学校的近一半学生在上学时是家里拍卖掉了家产才进了校门。
王书记很歉疚地苦笑说：“我们全校六七千师生员工都是些苦惯了的可怜人，你都看到了，虽说我们山西农大也是省重点高校，离太原不算远，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时，但我们是真正的‘村办大学’——学校四周全是生产队的农民，两年前学校的教职员工的户口还都是在离这儿好一段路程的太谷县城上。
我们许多农村来的学生一进农大门，就叫冤道：这大学怎么跟我家那儿差不多呀！
你问我们的贫困生比例，怎么说呢？如果按照北大、清华的标准，或者按东南大学的标准，我们的学生可能都得算贫困生。
现在各高校划分贫困生的依据主要看学生饭卡上的消费来衡量，当然还有个地区消费水平不一样问题，但现在有些情况也在变，你说我们学校就在农村，可物价并不比你们北京便宜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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