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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邻国日本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政府，尤其是以田中角荣为首相的新一代日本政要，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当他们看到中美关系有了改变之后，唯恐落后，于1978年便缔结了《中日友好条约》。
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友好条约，为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扫清了障碍。
然而由于中日之间在近代结怨太深，尤其是领海上的一次次海战和扯不清的分界线问题，极大地伤害了两国间的基本信任。
然而，当中国海上吹起强劲的开放东风之后，资源严重依赖进口、又一向看好中国海底石油资源的日本政府，听说中国正在与西方各国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开发海上油田，实在坐不住了，时任首相的大平正芳亲自出面，通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于1979年6月访华时传话给中国最高层，希望尽快就日中共同开发渤海湾石油事宜正式签约。
其实中日就合作开发海上石油的事宜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多次讨论，日本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热心度远远超过欧美国家的石油公司，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一方面出于国内外政治上的需要，从中日建交后就很想在对华问题上有所表现；另一方面是根本的：如果中国海上石油开发成功，作为资源紧缺、仅有几百海里的邻国日本，当然最期待获得一部分从中国贸易分成利益中的石油资源。
日本方面因此下的工夫也很大。
从1978年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方曾派过八个谈判代表团到中国与秦文彩他们进行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
最后形成的协议内容也是非常可观的，中国将渤海湾地区的渤南一带海面划给日本石油公司进行物探和以后参与招标开发，日本方面最终也同意拿出5亿美金作为日方对华石油的合资开发投资。
然而由于中日海域分界的争议一百多年来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所以合作开发议题一提出，“钓鱼岛”
问题便立即抬到了桌面上。
“钓鱼岛”
自古是中国海域中的一个小岛屿，但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他们的，理由是钓鱼岛在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日方与台湾政权有过把钓鱼岛划给日本的“条款”
。
中国政府自然对此不会承认，故中日两国间就钓鱼岛的争议成为海上石油开发主权问题的焦点之一。
邓小平访日时，有记者向他提出了“钓鱼岛”
这一敏感的问题。
邓小平用高超的外交语言巧妙地回答道：钓鱼岛是中日有争议的地方。
既然有争议，我们就暂时把它搁置起来。
并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有限，让后一代人去解决吧，相信他们能够解决好。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后来成为了中日海洋石油开发的一项基本原则。
当时的邓小平和日本领导人，其实是十分期待在钓鱼岛一带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但因为两国之间的争议无法解决，所以这一方案就被搁置了。
但渤海湾的石油开发项目则一直在紧张的谈判之中。
而关注这一进程的不止两国间的石油公司，两国高层领导同样十分关注，尤其是日本方面。
1979年，大平正芳访华前夕，为了能够争取到一项象征日中友好的“成果”
，首相府就把共同开发渤海湾石油项目的签约事宜，作为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也就有了滨野清吾托话给邓小平的事。
这话是通过邓颖超和廖承志转达的。
在滨野清吾与邓颖超和廖承志见面的第二天，邓、廖二人就联名给邓小平写信作了报告。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道：请日本帮助开发渤海湾石油问题，请先念嘱有关同志迅速着手进行，以便在大平来时正式达成协议。
当时的中日两国间关系很好，中国方面也希望能有点实质内容为大平正芳访华时增加点友好气氛。
再说，百业待兴的中国政府当时手头很缺钱，日本能一下出手5亿美元来同中国合作，也引起邓小平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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