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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让子孙后代永远敬仰的“开拓者”
丰碑上更不会有他们的名宁。
如果他们要搬进这里的城市，那么城市就会大口一张：“先把钱交来！”
他们没有钱，连工资和正常的地勘费都到不丁位，哪来巨额的“人城安置费”
呢？于是城市就拒绝他们。
于是地质职工和地质部门上卜下下便大呼其社会不公，大呼其政府和历史应当重新给予他们应有的名誉和待遇！
如果说这样的名利与不公是职业的分工和时代造成的话，那么下面的这种情况就无法理解和容忍了：同是在荒蛮的塔里木大沙漠里找油打井，一边的职工奖金连工资加野外补贴一个月一两千元，而且住的足有专职服务员打扫卫生叠被子的移动武宾馆。
另一边的职工连头带脑乱七八糟加起来一个月拿不到七八百元，并且只能睡“干打垒”
。
两个方阵的惟一的区别是，一边是石油部的职工，一边是地质部的职工。
在这种情况下，地质部的职工不骂自己的部长，部长不向上面诉苦才怪呢！
如果问题能解决得快解决得好还行，町是这样的问题几乎从来就段有根本解决过。
地质部的找油职工与石油部的找油职工在待遇上的这种差异，至今依旧。
社会总是同情弱者，因为笔者本身也是弱者的一分子。
我丝毫无意对石油部的工人大哥们说三道四。
是他们开凿了一口又一日支撵着共和国工业大厦和繁荣人民生活的油井，他们有权力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待遇，更何况，在那没有人烟没有绿色没有节奏的大沙漠里斗天斗地，就是一个月给七八千元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肯去的。
问题是，同在阳光下出力流汗的另一群找油人，为什么得不到同样的而且本不算高的物质与精神待遇呢？我想：只要这种不平等存在，就可能产生甚至是激烈的名利之争。
丽要消除这种不公，其最终点应在于改革和完善政府对行业部门之间的科学分工与协调，并从体制上进行大手术。
否则这样的矛盾冲突将永远难以消解。
好了，让这些问题留给专门研究产业分工和机构改革的政治管理家吧！
黄汲清后来很快找来石油部的翁文灏先生。
这俩人是啥关系？用现在的时髦话，叫作铁，绝对的“铁哥们”
。
翁文波晚年搞预测学出了大名，其实在这之前他一直是中国地球物理学界的权威人士，是与顾功叙一样的石油物探宗师。
翁文渡与黄汲清的交情可以逆至翁文波的堂兄翁文波。
浙江宁波翁氏家族在本世纪出了两位杰出的地质科学家。
翁文灏比他堂兄小23岁，但俩人很亲近，1991年，我曾当面问过翁文渡大师，他说他从小就由翁文灏的母亲抚养长大，后来，搞上了地球物理，也是受了当时已是中国地质学界领袖人物的堂兄影响。
1936年，翁文波从清华大学物埋系毕业，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已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渡清曾向翁文撅建议道：“中国地质事业要在找矿方面赶上和领先于世界水平，就得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地球物理学家。”
翁文颤听后点点头，并说：“我有个堂弟是学物理的，我给他出出主意，送他到国外专修地球物理学业！”
后来翁文渡真的考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于祖国的物探找矿事业。
黄汲清对这位“老弟”
一向看重的原因，还在于俩人在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开发中，就有了亲密无间且卓有成效的合作。
当时，翁文波是新成立的石油工业部勘探司总工程师，是实际上的石油部地质工作主要带头人。
黄、翁二位大师本出一家师门（均为翁文灏弟子），加上黄汲清又一直担任石油部的技术顾问，平日里你来我往，更是不在话下。
如今，桧辽盆地的石油勘探处在节骨眼上，翁文波一听，便向黄汲清保证：“我马卜报告余部长和康世恩同志，让我们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尽快与你们的长春物探队取得联系，共同研究确定好基准井位孔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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