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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柳亚子这段交往，不知被多少诗家论及。
但是，当我们把他们这段不寻常的交往放到当时那特殊的历史中，以及在其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件中去剖析，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是那样的珍重昔情旧谊，而且也由此透视出了毛泽东是何等谨慎地处理与民主人士的关系！
毛泽东在做老友柳亚子先生工作的同时，依然把主要精力用于解放全国的军事部署以及接收南京，准备接收上海的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大事上。
就在他约见柳亚子的前夕——四月三十日，收到总前委转来的电文，“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
，他感到问题十分严重，遂于五月三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总前委及有关人员：
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
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
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外事无小事。
对此，我们常年在农村打天下的指战员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的。
或许中央考虑到我人民解放军无办理外事方面的经验，遂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议定：由黄华赶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
黄华原系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既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的弟子，又是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同学。
因此，当司徒雷登获悉自己的弟子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之后，遂派傅泾波于五月六日前来拜会。
傅泾波的身上毕竟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再加上这些年来的耳濡目染，他很是相信所谓“人情”
的。
说句实在话，司徒雷登指派他来造访黄华，也是包含着“师生之情”
和“同窗之谊”
的。
两位老同学寒暄过后，傅泾波便主动地告诉黄华：长年生活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已经逐渐了解到美国过去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
时下，司徒雷登已获得美国政府国务卿艾奇逊的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
最后，他特别作了说明：“司徒大使已表露一九四六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自然明白傅泾波讲的上述这番话的真实含义，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上述讲话还包含着投石问路的性质。
对此，他只表示：“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
接着，黄华把与傅泾波会谈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并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会面？
毛泽东在接到黄华报告的同时，又通过其他途径收到了另外一份外事情报：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于月初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只有对解放区各级政府给以事实上的承认，才能在维持领事关系的基础上有效保护西方的利益，否则，便可能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的侨民和西方利益带来有害影响。
美国务卿艾奇逊接到司徒雷登的报告后，是日指示驻有关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讨此事。
艾奇逊强调，不论是主动表示将给予承认或通过官方声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共寻求承认的措施将受到欢迎，所有这些做法均不可取；有关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应结成‘共同阵线’。”
毛泽东将这两份报告加以认真地比较与分析，明确地感到：一、英国与美国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或曰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态度上开始发生了分歧；二、美国政府与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微妙的变化。
对此，毛泽东清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华政策上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他抓住这一关键的时机，重点解决与美国的外交问题。
为此，他于五月十日电示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或许是我军攻占南京及江南各中小城市发生问题过多，抑或是他们从毛泽东一系列的电令中感到了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总前委给中央发了一件十分重要的电报：
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加以上海、杭州于部尚在长江北岸，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
因此，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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