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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野战军在等待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到来的期间，在彭德怀的统率下，以运动战的方式击破胡、马二部的联合进攻，接着胡宗南所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或南下汉中。
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几经电文来往与磋商，终于下达了《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的电令：
你们应当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
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
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
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于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的精神，不仅第一野战军取得了歼灭胡宗南所部四万余人的胜利，并最终导致两马所部的彻底溃败，而且我其他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中，也曾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的精神，在不同的战场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三、在采取天津方式——即战斗方式的同时，须兼取北平方式——即“政治方式去解决”
。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就曾明令要求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
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渡江战役中，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率部起义；在攻占南京的前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在白崇禧从武汉撤退中，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等率部起义，等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曾于四月二十八日电告彭德怀同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
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
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许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在这期间帮助张治中转变思想的情况，张曾回忆：“在四月到六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
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
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所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
再如李宗仁退居桂林之后，毛泽东认定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势必再次加剧，这就又为采用政治手段局部解决桂系创造了条件。
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李宗仁陈情利害，希望李能够留在桂林，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迫使桂系局部签署和平协议。
或许是天意，正当李宗仁为政治前途举棋不定，且需要听取桂系诸位大将意见的时候，白崇禧收到了蒋介石送来的三万两黄金，心里十分感谢蒋介石。
面对溃败的全局，他认为李宗仁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
，危厄的国事还须蒋介石统一处理。
他为劝说李宗仁离桂赴粤，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挡箭牌，遂“偕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以及程思远、邱昌渭从广州飞桂，五时许到桂林，居、阎、李三人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白崇禧径去文明路一三○号向李宗仁汇报他到粤后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
。
接着，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德公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
李宗仁并不知白崇禧如此而为的真谛，依然像过去那样，非常认真地说：“此事万不可行。
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
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罪人。”
已经成了末代代“总统”
的李宗仁还发如此高论，足以见得不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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