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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记住“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
在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赞助我们……那是相当困难的”
。
再者，他认为：“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毛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从历次失败中逐渐认识到：任何政治家都必须重视多数。
换言之，真理最终会赢得人的支持，但一位政治家不注意，或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即便握有真理也会被当成谬误来批判。
古田会议之前与陈毅等人的争论、宁都会议被罢官等等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而这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最为沉痛的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在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夕，公开反对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军团中去的决定是有意而为的。
与此同时，张闻天、王稼祥，乃至于同意他们三人随中央纵队转移的周恩来都不一定知道毛的真意。
这就是毛的高明处。
换言之，如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前夕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遵义会议能否开成就成了问题。
果然如斯，中国的历史将如何来写，也很可能变成了一个未知数！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初期，虽然较为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就其全局而言，它依然是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继续。
只要稍许有些战略远见的军事家——甚至是政治家都会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央红军如何才能转危为安呢？这在毛泽东看来：一、必须改变最高“三人团”
的错误军事路线；二、时刻关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出现的情况，谨防全军覆灭。
同时，他十分清楚：要做到这两点都必须变换领导。
眼下是非常时期，连召开一次较大型会议的可能都没有，像这种变换领导的大事是不可能解决的。
他所能做的，就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使更多的同志认识错误指挥的本质与危害，借以形成变换领导所必需的多数。
红军战略转移的初期，从最高领导“三人团”
到基层连队的指战员，几乎都是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状态。
然而却给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三人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那时，毛泽东、王稼祥经常是坐着担架行军，使得他们不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时间，而且也为他们创造了深入交谈的机会。
也就是在彭德怀向最高“三人团”
提出改变红军转移方向之前，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交谈也越来越深入了。
“老毛，”
那时的王稼祥一直如此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你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
毛泽东清楚王稼祥的个性，那就是只承认真理的权威。
再者，通过最近的交谈，他也了解到王稼祥陷入极大的苦闷中，想从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希冀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
然而毛泽东又非常清楚王稼祥和张闻天一样，他们思考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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