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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因为这些天来过分劳累，身体再度不适，没有出席俄界会议。
毛泽东首先做报告。
毛泽东报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北上与南下方针的争论。
他指出北上的方针是“中央六月十八日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中央已经过与他许多联系，但至今尚未达到”
。
在扼要地讲了张国焘在北上问题上出尔反尔的经过后，又针对徐向前、陈昌浩改变态度南下讲道：“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均、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
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接着，毛泽东又代表政治局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和路线做了评价：在鄂豫皖、南通巴时期，“一般是正确的”
。
但是，“从南通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南通巴，是在中央区红军退出中央区之后，那时他觉得南通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决定到西藏。
四方面军退出南通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苏区变为游击区，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
。
由此，又讲到在根据地问题上和张国焘的分歧：“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背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少数民族逃跑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当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由于时下红军只有八千人枪，中央在坚持北上方针的同时，必须做些适当的调整，那就是“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
为此，“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
。
总之，毛泽东对未来的局面做了最坏的估计，但又充满着信心，明确指出：实现这个北上的方针“是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的是可能的”
。
在谈到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是党内斗争”
，“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
“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
，但不赞成马上就做组织结论，原因是“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原五军团与九军团），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
就在毛泽东做报告的时候，张国焘于九月十二日十时，给中央发来一则“违抗命令、分裂红军”
的电文：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
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
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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