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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湖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1912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1917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
不久，他加入新民学会，翌年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毛泽东作长诗《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为之一壮行色。
其中的“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寄托着毛泽东的厚望。
后来，由于罗章龙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他晚年深感有负毛泽东的心意，遂将“世事纷纭从君理”
改为“世事纷纭何足理”
。
由于罗章龙在沪候船期间，获悉日本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等事件，他决定北上故都，考入北京大学。
后在恩师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下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他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61923年，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毛泽东一道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同在中央机关工作。
“八七会”
之后，他留在白区工作，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由于他与何孟雄等均为陈独秀当年在北大的弟子，在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对李立三的“左”
倾错误觉察会早一些。
由于罗章龙在党内有着这样久远的历史和很高的地位，他一定有着极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再加之他又是全总的负责人，所以，由他带头反对三中全会的影响是会远远超过王明等人一一甚至何孟雄等的。
也或许是矛头所指一致的原因，这三派反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势力，在最初阶段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为一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完全地放在了被告席上。
面对这三派势力，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一下去。
如果说周恩来在前一阶段努力揭批立三路线的错误，勇敢承担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责任，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时下，他如此出于公心“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他就不能不想这是为什么了？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渐渐相信瞿秋白同志的话了：王明等人如此而为是有背景的。
不言而喻，这背景就是指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少数人。
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坚持工作，不仅会给王明等人以“恋栈”
嘲讽的把柄，而且也会贻误党的工作。
怎么办？他在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痛苦地讲：“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指导机关是没有甚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
也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坚持要王明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
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悍代英作《狱中诗》；手执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米夫来华；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等在党内得势；周恩来愤然提出辞职。
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同意王明、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这不仅标志着双方的斗争已经开始向着王明等人倾斜，而且实质上等于向全党宣布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瞿秋白、周恩来犯了“调和主义”
的错误，并失去了领导全党克服立三路线的能力。
这对当时的每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而言都是痛苦的！
然而作为党的负责人，当自己已经向组织坦承所谓的错误，且准备交出党授给自己的权力之后，他理应有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可是，周恩来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因为他依然在考虑中央苏区打得正激烈的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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