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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后，感到像一根针刺触到心上，天是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哽咽锁住了她的嗓子，许久没有说话。
林徽因比任何人都了解徐志摩。
她与徐志摩在1920年10月相遇时，正值十六岁豆蔻年华，初尝恋爱的青涩滋味。
此后，她更是被徐志摩的卓越才华和浪漫气质深深吸引。
每当在生活、学习、工作和情感上有苦恼时，林徽因就会想到徐志摩，向他倾诉，与他交心。
即使是与梁思成一起在美国留学，他们也常有书信来往。
特别是1930年林徽因开始患肺结核，从沈阳回到北京，在香山双清别墅疗养，香山遂成为徐志摩经常探望之地。
在那儿，徐志摩鼓励她写诗，并帮助她将那些诗投至刊物上发表，给了病中的她温暖和慰藉。
而且，徐志摩自己创作的许多诗都是写给林徽因的，或者是反映他俩情感的。
而林徽因也是心有灵犀，作了许多回应诗。
早在1925年，徐志摩写有一篇散文《迎上前去》，其中有几句没有题目的诗，有一句是这样的：“我甘心，甘心在火焰里存身。”
这首诗和那首《再别康桥》前后印证，确实映射出了某种神奇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不可改变的宿命的味道。
如果徐志摩不去北京，不坐飞机，也就不会逝世了。
那么他将会演绎什么样的人生？
半个月后，林徽因蘸满泪水给《北平晨报》写了一篇近五千字的文章—《悼志摩》。
在这篇文章中，林徽因详尽地介绍了他俩认识的过程，诗人之外的徐志摩的兴趣和人格魅力以及失去他的悲痛：“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
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
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
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许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
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她还这样深情地写道：“他这样的温和，这样的优容，真能使许多人惭愧，我可以忠实地说，至少他要比我们多数的人伟大许多。”
她说：“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
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
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
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
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
这真是：知志摩者，徽因也！
此后在给胡适的信中，林徽因剖析了自己跟徐志摩之间纯真的友情，对他们之间曾有的那场恋爱，她说自己并没有觉得可羞惭，反而给了她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
林徽因毫不隐讳地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
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
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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