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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为了听林徽因的报告而在大雾中乘飞机，在当时也流传甚广。
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说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
有趣的是，冰心在晚年并不承认《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林徽因，在公众场合提到林徽因也多语气平和。
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
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曾提到林徽因，并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
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
1992年6月18日，冰心在和几位作家谈到文学作品不应该对号入座后，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说写的并不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
这大概是冰心老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在和一些学者朋友谈到冰心时，却是“怨气溢于言表”
。
一次，作家柯灵主编一套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
他极为赞赏林徽因，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
但多时不得如愿，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梁从诫为此不肯授予版权。
可见，林徽因与谢冰心关于“太太客厅”
的心结，并非空穴来风。
除了冰心外，林徽因与另一位极有才华的女作家凌叔华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凌叔华出身名门，是“五四”
时期众多走出闺门，接受新思想，以新眼光审视周遭世界的女作家之一。
20世纪20年代，凌叔华对于那些遭逢社会变革的传统女性的命运，有着女性独特的洞察力。
创作的《花之寺》《绣枕》等小说引起文坛瞩目。
这些小说以独具一格、细腻别致的笔触，深入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深处，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备受压抑的女**，在当时颇有影响。
徐志摩曾经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儿”
。
后来，她与《现代评论》的主编陈源结婚，并于1947年移居欧洲。
由于那桩众人皆知的“八宝箱”
公案，她与林徽因的关系变得很敏感。
人们至今也不明白，凌叔华为什么不愿将《康桥日记》完整无缺地交给林徽因。
乃至林徽因去世多年，凌叔华本人也已芳华不再，她对那桩公案仍然耿耿于怀。
她在致陈从周的信中抱怨：“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
但是对于日记的残缺原因，她却只字未提。
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心存芥蒂，是出自她对徐志摩的感情，还是对林徽因的嫉妒心理？
林徽因不只是和当时一些女性作家心存芥蒂，和亲戚里的一些女性也相处不太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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