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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
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缺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得到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渐疏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
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
“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般，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海的情绪氛围所笼罩。
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
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
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
他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
千愧万悔，夫复何言！
……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合，今遭温弟之大变。
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
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竞，所言皆锱铢细故。
泊今思之，不值一笑。
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
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因此，我们要视名利为烟云，当名利场中的过客。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不属于自己应得的名和利，绝不可要，否则，你即便能暂时获得某些大红大紫的得意和快意，日后真相大白时，也必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接踵而来；其次，对于那些勉强可以得到的名和利，要有一种谦让的精神，将其推让与其他人，这既会增加同事间彼此的友好关系，又是个人具有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再次，即使是自己应得的名和利，也要善于将其化为前进的动力，绝不能使之成为人生的负累、前进的阻力，更不能把名利当做炫耀的资本。
满桶水不响，半桶水晃**，所以我们绝不能作“半桶之水”
！
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功成名就需要一种谦逊的态度，自觉地在名利场中作看客，开拓广阔心境，才能事事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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