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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县在大别山区，出了山，紧靠长江的广济和黄冈两县又有区别。
前者将父亲叫做爷，叫母亲时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姨。
广济人更有一种奇妙的称谓，未婚的年轻女子被他们叫做妈儿，妈字的阳平音加儿化音。
这样的称谓，每每让周围那些县里的年轻女子害羞不已，同样的语词，同样的发音，所指的却是女性**。
后者更奇，母亲被叫做咩，父亲则被叫做伯。
民间代代相传，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担心生下来的儿子不好养，万一有前生前世结下的冤家，变做鬼魂前来寻仇，好使其分不清人与人之间的嫡亲关系，而无从下手。
一句称谓，透露出内心深处类似黔驴技穷般的无奈。
但在那些置身度外的人的眼里，却成了不光彩的伎俩。
汉楚地域方言实在太多，每个县有每个县的特殊说话，甚至在同一个县里，上乡的人听不懂下乡的人说什么。
一个地域的方言变化太多，会让外来者觉得无所适从，这显然是清王朝派到汉楚地域的大员张之洞，慨叹“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的前因后果之一。
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故意用所谓“英语”
招唤服务员时，堆积在服务员脸上的疑虑与防范中得到印证。
相聚的时候总有许多失落的往事回忆不尽。
那条当年的战备公路，多数路段是由乡土老家的人修筑的，只有那些使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浙江佬才能大显身手。
据此断言乡土老家的人不勤奋不勇敢，显然与事实不符。
况且在随之而至的修水库，改河道，挖水渠，等等被政治高压所驱使，企图改天换地的生产活动中，乡土老家的人甚至凿开了更高更险的山山岭岭。
当然，说到底他们做这些事情时，是被动和不情愿的。
那位叫张之洞的大员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被一代代的人当了真，弄得天下人都以为这地域上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人精。
乡土老家有句俗话：灵醒人从不说别人苕，苕的人从不说别人灵醒。
诸如此类，当他们说浙江佬苕时，难道不是正在暴露自己本性中的苕吗？说到人精，有句在省内长盛不衰的话：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
黄陂、孝感、汉川三县，正好围绕着位于武汉北边的汉口、汉阳两大城区。
汉口六渡桥或汉正街的居民，被公认为最正宗的武汉人。
他们的前两代或三代，大多来自这几个县。
那些没有在城内定居下来的人，也逐渐养成了靠城吃城的习惯，做起生意来，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人。
按照无商不奸的古训，既然入了生意门，就不应该将此生意人和彼生意人区别对待，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礼遇，还是非礼遇，彼此都应该平起平坐。
事实上却不能，这些亦农亦商的人，天生比只会坐店堂的城里人更能吃苦耐劳，不管生意大小、路途远近，只要有赚的就一定肯做。
特别是黄陂人，走到哪儿聚在哪儿，硬是在汉语语汇里创出一个相关的俗语：无陂不成镇，无陂不成市。
溯江而上，离武汉不到二百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县份，从前叫沔阳，现在改称仙桃市。
沔阳是省内少数与前面几个号称人精的地方有的一比的县份。
从性情上看，沔阳人更像吉卜赛人。
前两年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在俄罗斯的后贝尔加湖畔，居住着一群至今仍将沔阳话讲得十分地道的沔阳人。
这些早已入俄罗斯籍的沔阳人，记得他们的祖先如何敲着三棒鼓，以沿途给人挑牙虫为生计，一步步地走完这千万里路程。
也是奇怪，不管是在汉楚本地，还是在外部世界，做小生意时的取巧会招来说不尽的骂名，挑牙虫则不会，哪怕后来明白是中了骗局，人们也是一笑了之。
再也没有谁去大肆传播，要其他人接受教训，不要相信那些唱渔鼓的人说自己嘴里有什么牙虫。
沔阳人也不明白自己如何一走就走到天远地远的俄罗斯腹地，好像惯于想事的心眼一点作用也没有，往哪里走全凭一双脚拿主意。
不随波逐流，不趋花向柳，所有与历史世事的契合，都是因为偶然中一时兴起，看上去几乎就是机会主义盛行，随风而去，随遇而安，实际上是受随心所欲驱使，那些既成事实往往包含着许多同自己过不去的成分。
有谁还在这种后现代思潮风行的时代，仍在惦记着要纠正当年自己得到的造反派结论之名？那一年，在汉楚之都，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组织，愤而将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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