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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刘醒龙对于其本土主义立场并无理论上的充分自觉，但其创作风貌以及他对寻求民族“优根性”
的极力主张已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刘醒龙寻求“优根性”
的文化主张和80年代末开始兴起、于今犹烈的“国学回潮热”
、“三十年河东论”
、“中华性”
、“东方文化复兴论”
及“未来中国世纪论”
在文化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刘醒龙的本土主义的文化认同由于其过分的执拗和偏狭，容易走向一种本土主义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本土主义即使像刘醒龙这样明了本土文化的部分性衰落（如《人之魂》中近乎骗术的招魂），有时还明了本土文化的优秀遗产对于现代性具有一种纠偏和修正的作用（如《大别山之谜》中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守护），但是，由于作者只是在“客观展示”
本土文化的当今命运具体如何，却未对其为何如此做出“现代性”
检验，“现代性”
在本土内部的冲决和受挫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现代性”
在刘醒龙这里基本上是被悬搁的。
其实，诚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言，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本身便是现代性语境下才会出现的问题，更何况当下中国本土与西方的冲突同时也暗含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因为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本土正是处于急剧的现代性转换中的本土，而这里的“西方”
又是现代性充分发达的西方，因此，无论在中国的本土内部还是在中国本土与西方之间都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突。
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不管一个人的文化立场如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都是无可回避而又显而易见的问题，由于现代性的人文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易生龃龉，因此，我把形而上学本土主义的现代性悬搁看作是对一种道义责任的逃避，也因如此，这样一种本土主义便与主导话语具备了客观上的亲和性和共谋关系，在由本土主义的民间话语、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主导话语形成的文化立场中，不管本土主义者的初衷如何，都是其无可逃避的文化宿命，同时，这样的“亲和”
与“共谋”
也使本土主义的纯粹性更加可疑。
所以，刘醒龙的本土写作违其初衷地被视为官方话语便很自然了，更何况在其具体写作中，寄托其浪漫理想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模范”
、“先进”
、“支书”
、“干部”
等一些在我看来更应体现“政治文化理想”
的人物，这在客观上便遮蔽了刘醒龙从本土民间出发的良苦用心，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误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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