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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
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那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婆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
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少不了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
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
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
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
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
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
你再好，哪怕你拿到外国或中国的什么文学奖，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的作品已经捞到外国版税或中国稿费，我也有权发表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
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不是，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
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若不相轻，何来竞争？惟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惟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
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
这大概就是毛主席说的两分法了。
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
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
但是，就苏东坡之死而言，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像王安石恨不能整死对方的病态心理，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文学跳蚤，别以为他们就咬不死人，书生的悲剧，诗人的噩运，作家的痛苦，文人的灾祸，哪一件文字狱案中，没有他们可疑的黑手介入呢？现在，苏东坡不知在南迁途中，掉了多少层皮以后，万幸不死，终于踩着跳板，踏上大陆。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文人之受小人挫折，往往是灵肉两伤。
他在北归路途中给朋友的通信中，一再说到“衰病枯槁，百念已忘”
（《与谢民师书》），“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
（《答李端叔书》），他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日甚一日地衰弱，死神的影子，丧钟的声音，对这位文学巨人来说，不可能没有种种预感。
六十五岁的大师终于感到欣喜过后的迷茫了。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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