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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沪语，相当于“排揎”
，相当于“挨剋”
。
那些应该上三等车，却上来头等车的乘客，结果便是吃“排头”
。
好一点的，被人耻笑为“洋盘”
“阿木林”
。
这也是沪语，相当于“外行”
“笨蛋”
，灰溜溜地下车。
差一点的，就会被售票员拉扯着推下车，还冲脊梁骨骂一声“屈死”
。
“屈死”
者，上海话的“死人”
也。
我之所以用这类原生态的沪语，来描写当时的状况，就因为我亲见亲闻拥有这种话语霸权的上海人，马上就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优越，“门槛甚精”
的得意，是很让人感到讨厌的。
听到那些嘀里嘟噜的上海话，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做奴隶也许并不可耻，以做奴隶为荣、以张扬奴隶精神为荣、以践踏别的奴隶为荣，这就十分可恶了。
据说，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要收拾其弟曹植，限其七步作诗一首，倘作不出来，便要他的好看。
曹植便口号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千古流传的名作。
“口号”
，即不落笔墨，脱口而出，表明诗人的捷才，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绎，陈思王的集子中，并没有这首所谓的“七步诗”
。
但这种同类互残、相煎甚急的痼疾，也并不属于文人的专利。
当然，文人整文人，是相当不客气的，而政客整政客，就更谈不上温良恭俭让了。
曹氏兄弟，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那么这种相煎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了。
即使从正史看，曹植一辈子，也是活得很不开心的。
他哥哥称帝后，他俯首称臣，大唱赞歌，他哥哥的儿子接位后，他仍旧要俯首称臣，继续大唱赞歌。
我想他不一定会快活，凭什么我就要给你唱，而你为什么就不该给我唱？他内心深处，未必认命永远做一个三等车的乘客。
然而，头等车内就不给他留位置，如果他尝试着改变这种状况，说不定最后连上三等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所以，在上海，到了很晚很晚的四十年代，租界早已取消，至少有了一些表面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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