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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一则关于“车盖亭诗案”
的感想，此公以十分讶异的笔调写道：这是怎么回事呀？“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
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
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
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
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
谓恐启罗织之祸，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奉还除目者，彭汝砺也。
谓薄确之罪，则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
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问新州之命，又自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
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
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为谪确为过当。”
赵翼为清朝大学士，自然是以大清王朝对待“文字狱”
的观点，来看待蔡确这几首牢骚满腹的诗。
他认为统治者屠灭自由表达意志的文人，是天经地义的，而文人只能跪着活而不能站着生，而对大宋王朝的文人，不但敢于提出异议，而且对范纯仁等一干人，平素与蔡确形同水火，泾渭分明，观点对立，互不相能，都是对“熙宁变法”
持反对观点，因而程度不同地受到王安石及其党羽的打击、排挤、压制、远谪。
一到了有悖祖宗之训，有违誓碑之旨，就都跳出来为一个罪犯求情。
正因如此，他指责这都是“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
政苓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
正常，视为不正常；不正常，反而被视为正常。
这大概就是九百多年间不谈赵匡胤这块誓碑的原因。
做帝王者，不谈，可以理解，他们绝不允许文人犯上作乱，他们最害怕的是文人以自己的头脑思考。
做文人者，不谈，就不可理解了。
但你读了赵翼的这段妙文以后，就会知道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是怎样将一个正常人变为不正常的；而这个不正常的人，竟会成为迫害他的人的同党、帮凶，并视其所作所为，无不正常。
这就是我们从赵翼文章中所读到的弦外之音。
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可悲，就在于这种自觉和不自觉地甘为统治阶级的膺犬反噬同类，还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
这也是赵匡胤誓碑之所以成为鲁殿灵光的绝唱，你文人不自重、不自好、不自强、不自立，那别人还能对你怎么样？
不过，赵翼所说的“宋之不竞”
，的确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在后人眼里，乃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不振作、最不提气，最为窝囊、最为扫兴，仅有半壁江山的一个朝代。
赵宋王朝为什么造成这样的败局，主要由于“冗官”
、“冗兵”
、“冗费”
，而尤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这是一个竟然向邻邦纳贡称臣，才得以苟安一隅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有两个皇帝被人家抓走当俘虏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不得不被迫漂**在海上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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