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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时，不也在梦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银财宝，搬到土谷祠来，把吴妈、小尼姑、赵司晨的妹子，列为他的宣泄对象吗？所以，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他的奋斗目标，也只是想当下一任皇帝。
而那个次于李自成的武夫刘宗敏，知道当不成大顺国主，就满北京城里找那头号美人陈圆圆，以求性欲的满足。
结果，吴三桂一火，开门揖盗，满清入关，只好继续当流寇。
太平天国那几位来自广西的农民革命领袖，到了南京后，不同样如此给自己画了句号吗？
这就是小生产者跳不出小农意识的悲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在播种时的春天，未必能预见到收获的秋天，正是出于难以把握的生产规律，所以，农民只能有短期行为，而无远大目光，这就是他们迫不及待的天性由来。
元载将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里，与现在从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贪官一样，完全出于小农的本性。
龙颜大怒，元载赐死，胡椒自然充公。
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元载的府邸，搬运到皇家的库房里，在全社会受到儒家重农轻商传统的制约下，政府和哪个机关，绝不会成立一个贸易进出口公司，或者调味品开发集团，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资本作用的。
士农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耻于谈商，甚至连钱这个字，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
所以，这批胡椒的命运，会照旧堆放着，任其变质，最后成为垃圾罢了。
丝绸之路促进唐代商业活动的发达，是毫无疑义的。
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面积约八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居民以坊为单位，全城共百余坊，但只有东西两市，可怜巴巴的四个坊从事商贸活动。
所以，如此不发达的商业行为，怎么能使唐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从自然经济进入商业流通或是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
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
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
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
中国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只有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
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
然而，有开放而无改革，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
同样，有改革而无开放，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涟漪。
因此，改革和开放，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国家“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
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独裁者的民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
。
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
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局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础。
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
所以，毛泽东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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