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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烫手山芋一样，扔也不是，拿也不是。
尤其忌畏那些启迪民智的作家与诗人，是须臾也不敢放松警惕的。
皇帝通常采取的办法，倒也简单，和对待地里的萝卜白菜差不多，要是你按我的意思长，成为御用文人，给你吃香的喝辣的；要是你不按我的意思长，对不起，倘在地头边角，不怎么碍事，也许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若是成势连片，形成气候，有可能给统治者带来麻烦时，好则薅掉枝叶，孬则连根铲掉。
那些不大肯驯服的“士”
，要是不想成为文字狱的对象，就必须懂得谨言慎行的必要性。
于是，我们也就知道李汝珍的脚步，到底能走得多远了！
大清王朝这块土壤，和提供给那个都柏林人的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社会基础不同，资产阶级革命冲破中世纪的黑暗，使斯威夫特拥有的思想自由度和对社会的批判权利，要比李汝珍不知大多少倍。
这部《镜花缘》才跨出去不太坚实的一步，刚刚开始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甚至还没有拓展开来，那灵魂中的宪兵就站出来，叫他止步，很快就一脸正经地收兵了，又回到三纲五常的正统中来。
首鼠两端，虎头蛇尾，写到最后，也就只有莫名其妙，而不知所云了。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也没有理由要求他和斯威夫特一样，不是他没有远见，而是不敢远见，这也是文网如磐下所有中国文人的悲剧。
要命是第一位的，成为钦犯，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如果查一查梁山泊忠义堂前的那块碣石，在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中间，称得上为“士”
的好汉，在众英雄中是很少数。
因此，回想自己少不经事读《红楼梦》时，很难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老是念叨皇恩浩**，老是表态不敢犯上作乱。
而如今当我年逾花甲，也经历了一番人间沉浮以后，才悟到这正是旧时文人之可怜可悲之处。
之所以具有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状态，就因为怀着弄不好要杀头的恐惧呀！
如果曹雪芹没有这种时代的局限，没有心理上的障碍，能够汪洋恣肆地写去，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的，将不知是一部怎样辉煌的《红楼梦》。
李汝珍的《镜花缘》虽然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空白，但非常遗憾的是：它的二等品的文学评价，是无法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相比拟的。
不是李汝珍的错，而是这块文学土壤太过于板结的缘故。
斯威夫特始终是一个具有锋芒的批判者，他把握住文学的这支最主要的武器，虽然“他是教会的圣职人员，但对宗教的伪善、横蛮、贪婪、腐败及其负面影响的攻击却不遗余力。
他也不放过政治圈内和社会里头人、事、物的不义与丑恶”
。
因此，他在非故事性的论著中，更有许多“下笔明快之外有时更不乏犀利”
，“幽默讽刺意味相当浓厚”
的文字。
他说过他的《格列佛游记》在于：“使世人烦恼，而不是供他们消遣”
，他主张文学家应像蜜蜂一样博采古今精华，制成蜜和蜡，为人类带来“甜蜜和光亮”
，而不是一面自吃自吐、肮脏无益的蜘蛛网。
所以《格列佛游记》的生命力至今不衰，一方面是他创造力的迸发，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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