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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1926年5月24日这一天，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忽然在天津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同时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苦口婆心地劝他的好朋友们和解，结束这场由猜疑和误会引起的意气之争。
但是，让胡适意料不到的是这封信收到的效果适得其反，鲁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和稀泥”
的态度，从此就与胡适彻底决裂了。
鲁迅对胡适的某些政治言行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展现出疾恶如仇的态度，这是尽人皆知的。
相比之下，胡适却对鲁迅表现出了大度和超然，他从来没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鲁迅人格的不敬。
1929年9月4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十分感慨地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相去虽远，相期至深。
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
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胡适对鲁迅的大度和超然，恐怕就源于这种“敬爱”
的“真情”
。
不过，鲁迅骂胡适却不搞人身攻击，也对胡适不无肯定之处，一代大师的风范显露无余。
胡适曾就论稿请教鲁迅，鲁迅对此评价道：“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我很希望早日即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鲁迅与胡适政见分歧的时代，正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
当时，西方文明通过军事征服与经济扩张在全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而民初的中国也曾迎来一个最为西化的时代。
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自觉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重任。
两人在“整理国故”
问题上的争论是双方分歧中最具冲突性的一次。
“整理国故”
的口号，是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生提出来的。
他们成立“国故社”
，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
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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