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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暴行，鲁迅牵头主持出版了“左联”
秘密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并亲自撰写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并应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约请为美国《新群众》杂志撰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还参与起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
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对“左联”
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错误提出批评，鲁迅会将其视之“进攻”
而加以撰文痛斥。
还有，在当时的条件下，鲁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读得较少，实际上，他也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对马、恩的原著加以精心研读。
但胡秋原不同，当时的胡秋原年轻，且自幼勤奋好学。
在1927年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宁汉合流”
、遭国民党右翼迫害而流亡后，胡秋原就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甚至有的还是外文原著。
后来亡命日本留学的那段时间里，为撰写七十万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副题为《朴列汗诺夫艺术之研究》）一书，胡秋原几乎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
因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倡导的“文艺自由”
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
当了解了这些背景以后就可以发现，事实上，胡秋原和鲁迅的理念不但不矛盾，反而是有共同点的：鲁迅同样是高度崇尚文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而且他为之奋斗了一生。
1906年，因愤于自己祖国的不强大和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以及中国人惨遭杀戮及周遭同胞身上显现的麻木不仁，正在日本仙台医专学医的鲁迅毅然弃医从文。
这次抉择不仅仅是鲁迅人生经历上的重大转折，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有高度凝聚力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独裁统治的年代，鲁迅一再猛烈抨击当局的书报言行审查政策，一再呼吁文学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例如1934年5月，因《新生周刊》刊登一则“影射日本天皇”
的《闲话皇帝》，随着该刊主编杜重远的锒铛入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也就销声匿迹了。
为此，鲁迅在其《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用其惯有的无比辛辣讥讽的笔调写道：
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
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
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
的告示。
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
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在《论“第三种人”
》一文中，有关鲁迅对“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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