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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很好嘛！
还在挖土，没离开老本行呀。”
问我定陵情况，我摆摆手说：“这一行不干了！
我现在练就了一把好手艺，设计、画图、起券垒墙，样样能干，以后改做瓦匠了！”
他笑着说：“按古希腊的谚语，你能盖房子，再种些树，我看还是个好公民嘛。”
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长有个习惯，平时同他谈话，他总是随走随说，在办公室里，也是我坐着说，他来回走动，边听边说。
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我们在马路边相对站立，足足二十分钟，没说上几句话。
我把他提着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车筐内，并肩而行，一直走到干面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们竟没说一句话。
事后，他把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信函递给我，有国内的，更多是国外的，厚厚一叠。
有询问，也有讥讽、挖苦，甚至口出不逊，令人难以忍受。
我也把收到的询问信送他看。
他不再走动，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
我已经理解，为了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
没想到一部发掘报告的分量，竟是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计划、编写提纲拟好之后，送夏所长过目，顺便讲了个意见：定陵出土器物中丝织品最多，多年没作整理，保存又不好，这一次想仔细整理，留下个详细记录，绘出细致图样，使今后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触动原物，以减少损坏。
他很同意。
请他估计个时间，以便掌握进度。
他沉思很久说：“定陵挖了两年，那是日夜赶工的，照那样干法，几千件东西整理起来，也许比两年要长些，你们看两年半行不行？”
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所内的技术力量你们随时用，下田野的可以调回来。
我只希望能快点完成。”
实际情况比我们共同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夜以继日，足足干了五年才完稿，送他过目时，时间超出了一倍。
我们很感不安，而他却平静地说：“我了解，实物腐朽严重，不容易整理，你们尽力了。”
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谁又想到，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身兼国外六国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却与世长辞了。
定陵发掘之初，他并不赞成，确定发掘之后，他却是具体指导者，无论是初期的发掘工作还是最后的发掘报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在和他的遗体告别之后，归途中我默默地想：与其他发掘委员相比，也许他还算幸运的，虽然没有看到发掘报告最后成书，总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终，在发掘委员中他是仅有的一位。
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文教事业，我的原单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为他直接领导（后属文化局）。
他又是历史学家，明陵发掘的发起人之一、发掘委员，对发掘当然关心备至。
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讯》要公布“定陵发掘简要报告”
，责任编辑徐元邦坐等索稿，我连夜赶写“简报”
上半部，打电话报告吴晗，问他是否过目。
回答很干脆：“简报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紧时间早日完成正式报告，我要看正式发掘报告。”
我低声答应。
他哪里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定陵，下放劳动，我不愿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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