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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重新问世和它诞辰2500年的纪念日，竟然不谋而合。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遇。
这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家庭。
祖父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末进士出身，曾供职清政府军机处。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张瑞玑被调任陕西韩城知县，上任途中，慧眼识珠，以重金买下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古兵书竹简。
从清末到民初，他“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
，号称“清末良吏第一”
，并于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与陕西辛亥革命元老及先驱于右任、胡笠憎等相友善，出任过山西省财政司司长和山西省政府顾问院院长等职。
1923年因不满军阀混战，辞职回家，寄兴诗酒，不复问政，与二子张联甲在西安共同书理《孙子兵法》八十二篇。
他擅长书画，好读书赋诗，家藏书十五万卷，著有《谁园集》诗文十二卷，1928年病逝，终年69岁。
此后，张联甲遵照父训，继续古兵书研究。
张联甲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北伐，军事训练有素，再加上其父言传身教，他研读古兵书长进很快。
他不辞辛苦，以其颇有造诣的书法功力，将汉竹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篇篇书理在宣纸上，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初步完成了书理重任。
他心潮澎湃，欣然题词一首：“百世馨，终语预示定景林，若能振兴我中华，多艰辛，也教名著再现临。”
在这首词牌为“归自谣”
，名曰《告世人》的词作之后，张联甲又作注：“积两代之心愿，毕生之心血，吾终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竹简本书理成册，故留此歪作告世人。”
从这首词作可以充分看出张联甲父子挚恋中华文化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
解放后，张联甲这样一位旧社会过来的人，在政治运动中免不了受到冲击，连小学教员的职业也丢掉了，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避风雨寒暑，走街串巷，贩莱糊口。
尤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
时期，他更是担惊受怕，预感家藏的汉竹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将是“惹祸”
的根子，在当时那种“横扫一切”
的恶浪中，他不得不采取毁简保兵法的策略，将古兵书竹简装满架子车，送到西安药王庙门前的大坑内烧掉了。
在“红卫兵”
监督一时疏忽之中，他从火中抽出一捆即将点燃的竹简（即八十二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从而幸运地保存了一件汉竹简的原物和张瑞玑父子书理竹简的墨迹手稿，使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免遭全部毁灭。
但甲对他没有把父亲收藏的《孙武兵法》汉简完整地保存下来一直耿耿于怀，对他没有全部完成对《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研究注释工作而视为一大“憾事”
，于1972年含恨而去，享年72岁。
临终前，他在《示儿女》的遗书中告诫儿子张敬轩继续完成未竟事业，“因为它是中华之国宝，世界文化之精华，完成之日，告我坟前，以还我愿”
。
张敬轩“文革”
前毕业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供职在西安某国防军工企业，他继承爷爷和父亲的遗志，自小喜读兵书，重要章节段落多能背诵，对家藏《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汉简及手抄本更是视若珍宝，精心保藏。
他曾集中三年时间，从头到尾将其细读了一遍，拿上字典，不懂就查，一个字也不放过，重要篇幅和段落还要多次研读，并且对着兵书练大字，以加深记忆和理解。
记者惊喜地发现，不但张敬轩熟谙兵书，他的姐姐、姐夫、儿子、外甥都对兵书有一定研究，称得上是兵书爱好者之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姐夫吕效祖是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干部，热心弘扬民族文化，退休后还担任陕西魏征研究会会长工作，已有多部专著出版，对张家收藏古兵书给了热情支持。
就这样，张氏祖孙三代历经近百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之努力，根据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书理的隶书体墨迹八开十册手稿及第三十一篇《孙武兵法》汉竹简原物，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化宝库增添一崭新之华章，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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