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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股汹涌澎湃的浪潮中，《西安晚报》记者金旭华与西安政治学院的宣传干事李如荣，凭借地利优势，独劈溪径，想别人之未想，找别人之未找，几经查寻，在西安东方企业管理人才培训学校找到了张瑞玑的第四代孙，此时正担任该校校长的张七进行了采访，并很快抛出了别具一格的更具真情实感的署名文章。
其大意是：
采访中，张七介绍说：“张瑞玑是我的曾祖父，他只有一子一女。
男的叫张小衡，就是我爷爷，曾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西北大学教授；女的叫张韵兰……”
说着，张七先生拿出一本发黄的厚厚的书卷——《张瑞玑诗文集》。
张先生介绍说，这本文集是张韵兰的次子王作霖（系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和三子王作雯（系包头医学院副教授）整编出版的。
该《文集》载：“先外祖父名瑞玑，字衡玉，祖名登仕，字绶青，邑廪生。
先外祖母刘氏，嵇村人；生有一子一女，子尔公，字小衡。
先舅父尔公，有三男三女。
长子张祖望，生男一女一，男名张琦（即张七），女名张蓓。”
张七先生接着说：“我以前从没听说过张联甲这个人，去年春节前和今年八月份，吕效祖曾先后两次来我家认亲，当时我父母也很惊讶：怎么突然间冒出门亲戚来？来的时候他还向我父母要我曾祖父的画像什么的，并在今年八月份拿走了一本《张瑞玑诗文集》。”
采访中，张七先生特别强调各家报纸转载文章错误与疑点甚多，他说，看了《陕西日报》1996年9月15日登载的《张瑞玑祖孙四代收藏书理八十二篇轶事》一文（以下简称《轶事》），我又查阅了厚达277页的《张瑞玑诗文集》，发现《轶事》一文里错误与疑点甚多，仅列举以下几点：
之一，《轶事》说：张瑞玑“因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遂辞职寄居西安，纵情诗酒书画，不复问政。
1923年始与二子张联甲共同抄写整理当年购藏的《孙武兵法》竹简。”
而据《张瑞玑诗文集》记载：1923年曹锟“公开收买议员，争取选票，操纵国会”
，身为国会议员的先外祖父“拒受贿金，坚决不选曹锟，时人称赞之”
。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主张并代拟国民军通电一文。”
“孙中山先生1924年12月31日到京，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
先外祖父痛悲孙中山之殁，更感国事日非，于是乃旋里（返山西省赵城故里——作者注）不复出矣。”
《轶事》中的“遂辞职寄居西安，不复问政”
不知出自何处？更何况张瑞玑先生1923年、1924年仍在北京。
之二，《张瑞玑诗文集》记载：“至1927年在病中各方面电函邀请先外祖父出山，然有病已不能出矣。
是年春，先外祖父咯血，寻愈，至秋复病，不幸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元月6日午时殁。
享寿56岁。”
而《轶事》却写：张瑞玑于“1936年病逝，终年69岁”
。
之三，《轶事》又载：“7月、8月间，他（吕效祖）亲自找省上有关领导及文物、出版等部门，筹划公布和出版《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有关工作，一切准备妥当后，张氏家族商定，选择《报刊之友》杂志、新华通讯社和《收藏》杂志披露‘《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的珍奇新闻。”
张七先生说：“吕效祖从没跟我家或与另外的张瑞玑后人商量过披露‘《孙武兵法》82篇’在西安发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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