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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沟从两侧到沟底，形成了乔、灌、草结合的自然立体形生态植被地貌。
亲切的场景让人顿生好奇，7000年到5000年前的祖先们，怎样用满是老茧的双手，建设了一个繁衍生息温暖如斯的家园？历尽沧桑的石块，从雪野里挺立起高昂的头，见证着我们的祖先对于韶山的仰望，诉说着今日的我们对祖先的仰望。
阳光，从地平线上炸开一丝缝隙，将耀眼的光明送到雪后人间。
对天堂的渴盼是从神道开始的，石阙、石碑、石柱、石人、石虎、石马、石牛、石羊、石椁、石棺、石阙、石祠……笨重的石雕，紧贴大地的皇皇匠心；对人间的诉说是从彩陶出发的，陶罐、陶瓶、陶碗、陶盘、陶盒、陶瓮、陶灯、陶枕、陶篮、陶俑、陶马、陶豆、陶鼎、陶鬲……笨拙的花纹，展示着中华民族先祖在平凡生活中的浪漫热烈与汪洋恣肆。
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
这也是安特生发现仰韶遗址时感慨万千的原因。
他以欧洲著名的丹麦遗址为例，“长为100至300公尺，其广50至150公尺，厚1至3公尺”
，而仰韶南北为960公尺，东西480公尺，灰土层厚1至5公尺不等。
“则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
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这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不攻自破，而且让仰韶文化走向了世界。
安特生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青海、陕西等地，系统发掘了约50个文化遗迹，并获得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
。
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对仰韶村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
遗址出土的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蚌器，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世界考古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
仰韶村遗址——
这是将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和源头追寻到文献与传说边界之外的实证。
在仰韶村，安特生和他的团队挖掘了大量精美的彩陶。
但是，在一百年前考古发掘几乎为零的中国，安特生找不到进行对比研究的其他参照物，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彩陶不可能原发于中国本土，而是受西方的安诺文化的彩陶影响而产生的。
安特生依据仰韶彩陶与西亚、东欧彩陶的某些相似性，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余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
（《中国远古之文化》）
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相当一段时间影响了世界考古学界，让中国考古学家很受打击。
他们努力开展更多考古工作，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与去向。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
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
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华夏文明终于从仰韶文化中得以实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家对多个仰韶文化遗址——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进行了正规的考古发掘。
考古结果证实这些遗址大多在距今7000年到5000年间，前后延续了约两千年，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史前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时代。
一条黄河，贯连着仰韶文化，黍与粟，则标记着黄土高原文化圈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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