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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请示制度在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对于被请示的案件也没有规定确定的期限，因此审理案件时使用请示制度很容易导致审理超过期限，使诉讼效率得不到保证，“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这对于维护当事人权利、实现正义产生了负面的作用。
（2）成为法官逃避责任的通道，降低法官的责任心。
案件请示制度的初衷是解决事实上和法律上难办的案件，保证案件的审理质量。
但是随着法官专业能力的提升，对于很多案件一审法院的法官有能力自己解决而不需要请示上级，然而事实上目前我国法院向上级请示案件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有的并非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原因在于这一制度的适用目的早已背离了当初设立的初衷，已经成为法官转移责任、规避风险的途径。
（3）造成下级法院的依赖性，不利于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请示制度的存在，使得一审法院的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容易产生懈怠的心理。
在遇到复杂、疑难案件时，请示上级定案会造成法官缺乏钻研业务知识的动力和压力，最终不利于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
（4）损害司法权威与公正。
案件请示制度是非诉讼程序，在操作过程中没有具体的制度规范，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很难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就给予了司法人员办案的随意性，也为个别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了漏洞，有损司法的权威与公正。
（5）请示制度有损当事人的利益，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
一审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二审法院了解案件并最终给予答复，案件裁定后，一旦当事人进行上诉，二审法院很难对一审判决作出改变，使得上级法官的纠错功能流于形式，当事人失去了救济的机会。
（三）案件请示制度的争议
这一制度作为我国法院审判工作的惯例，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其本身违背了司法原则和规律，引起了很多争议。
改造者认为，案件请示制度有其政治意义，建立案件请示制度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方法，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一直是各级国家机关的基本任务，通过向上级请示或报告，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此外对于解决难办案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普通法系，法官在面临疑难案件时，可以通过“法官造法”
的方式，填补法律的空白，正如本杰明·卡多佐说，“在宪法和制定法都沉默时，我们才踏上了这块神秘的土地，这时，法官必须从普通法中寻找适合案件的规则。”
[2]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这一制度，法官没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向上级寻求帮助便成了提高审判质量的一种途径。
孔祥俊认为，鉴于我国实行二审终审、整体司法水平尚处于发展之中及地域广阔的司法特点，可以借鉴欧盟预先裁决制度，将内部请示制度改造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法律问题预先裁决制度。
废除者认为，案件请示制度不符合现在的实践需要，其所暴露的诸多弊端不利于司法发展。
贺卫方教授说，“这一制度违反了不同级别法院各自独立审判的原则，同时也是对当事人通过上诉而质疑初审法院判决权利的侵犯，法院在其管理过程中违背法律规定，违反法律程序，即使可以在某些个案中实现实质的公平，但是，整个司法制度却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3]案件请示制度的废除是大势所趋，一些学者主张推行有限的三审终审制、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实行科学的错案追究制等途径来解决请示制度现在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制度的有效实行一方面可以遏制请示制度的产生源头；另一方面可以代替请示制度的某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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