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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生思考历史文化地理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从来不孤立地就文化论文化，而是把它作为整个历史人文地理的一部分，时刻注意它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
最能反映谭先生这一见解的，是他为卢云《汉晋文化地理》所作序言中的一段：“文化地理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文化现象本身上，还必须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密切结合起来。
如果没有一份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图，就无法确切地进行文化要素的区域统计，更无法制出文化分布图来。
同样，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
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各类地理要素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受到这一思想的驱动，谭先生经常思考文化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
1983年5、6月，他分别在杭州大学和复旦校内做过两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的讲演，就讲到“在浙江十一府中，其他十府本府范围内的语言风俗都大致相同，惟独杭州这个府州，尽管自隋至清存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却始终未能在语言风俗等人文因素方面成为一个单元”
；因为杭州府九县，析县来源有好几个，这个府的设置类型与其他十府不同，是先“将一个重要城市钱塘县定为府州治所，然后将周围几个县划属于它”
，而“根本没有考虑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条件是否相同”
（见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这就引出行政区与自然区、文化区之间关系的讨论。
一望可知，这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具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宏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谭先生关于浙江省界、地区界形成的分析并不是首次。
1947年，他在杭州《东南日报》的《云涛》附刊上发表过一篇《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该文后收入《长水集》上册），其主要内容即以历代行政区域特别是县级政区的分设过程，探讨浙江的地区开发次第及其区域性。
就问题而言，1983年的两次讲演差不多相当于1947年这篇文章的一部分；然而，分析的角度却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1947年的文章初次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母县”
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揭示地域开发、分析相邻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非常有效。
特别在一些史料较为匮乏的地区，这一线索几乎无可取代。
我个人认为，这一概念足以成为一个思维工具，不久前在总结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理论贡献时，曾将它表述为“母县理论”
，不知是否成立，尚待方家批评指正（张伟然等：《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8～79页）。
谭先生该文基本上还是就政区而展开讨论，并未上升到行政区与自然区、文化区关系的高度。
之后1983年的进一步发挥，反映了谭先生中年以后对相关问题的后续思考。
这对于历史地理学整个学科的研究理念都是一个积极的推进，其意义不限于历史文化地理而已。
据说，以前谭先生考学生，曾考过政治重心、经济重心与文化重心之间关系的题目。
万幸我没被考到，要不然就尴尬了。
在考到此地之前，我只读过他《长水集》里的文章，1983年的这篇讲稿因刊载它的复旦史地所所刊《历史地理研究》流通不广，读博后才看到。
不用说，当时绝不可能有独自想到这种问题的能力。
图六谭先生为笔者批改的作业
给我面试时，谭先生说，近年我们这里将历史文化地理当作一个研究重点。
可是好长时间没看到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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