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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葛剑雄先生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可以看到，在文章写作过程中，谭张两位先生曾有过讨论，而且谭先生本来打算与张先生联合署名，遭到当时行政领导的干预，才只署了谭先生一个人的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04页）。
后来这两篇文章在收进《长水集》下册时，谭先生又请张先生代为校阅一过，谭先生为此特地写了一个附识：“根据修桂同志意见，除在文字上稍作改动外，并对原来三处考释作了修正。”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这次合作对张先生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此后他一直保持着对古地图研究的浓厚兴趣，经常发表一些专题论文。
在这本《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的专著中，其第四篇便是古地图研究，包括三章：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古地图、古地图应用及其他。
与一般研究者所不同的是，张先生绝不仅仅满足于从科学史的角度讨论古地图的技术水平，他更注重充分挖掘古地图中的地理信息，深入辨析所涉及的历史地理问题，并根据图面特征，进而阐发作者的测绘思想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
就是说，他很着意把古地图看作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资料，探讨其内容而不仅仅是形式，这当然是非专门家无所措手足的。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影响是，从那以后，谭先生对他非常倚重，他和谭先生之间的业务交流越来越深入。
在那之前苗头其实已经有了。
1972年秋，为筹建金山石化总厂，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请谭先生去实地考察，谭先生便带上了张先生。
在海边转一圈回来之后，谭先生没发话，张先生凭着他在大学里养成的出野外必出报告的良好工作习惯，主动写成了《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
也就是这本专著中第六章的前身。
那时候张师母已经住院，张先生每天陪完回家都很晚，于是挑灯夜战，从深夜到凌晨。
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多月。
文章交给谭先生，谭先生又补充史料，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后来该文揭载于《历史地理》第3辑（1983），再后来获得1979—1984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当时未分等级，相当于后来的一等奖）。
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张先生逐渐显露出过人的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赢得了谭先生的高度信任。
也是在1974年，谭先生带着同人去东太湖考察，本来张先生并没有去，但后来在写考察报告时，谭先生仍找张先生进行讨论。
该报告1980年以集体名义发表，后收入《长水集》下册，文末保留了很有时代特点的对执笔人的交代：“谭其骧（调查收获）张修桂（两点看法）。”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1975年，谭先生主持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编写项目开工，他本希望张先生承担长江一节。
但当时张先生还困难着，谭先生没办法，对他说：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人。
张先生果然给他物色了一个同事。
写了一年多，稿子出来了，可谭先生就是无法满意。
正好此时张师母已经往生，于是谭先生决定还是让张先生做，推倒重来。
由此才有了谭张两位先生在历史地貌研究方面各用其长、珠联璧合的一段学术佳话。
现在从《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谭张两位先生在这一阶段合作的鳞爪：“为了正确显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变迁，谭其骧曾与张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考古和水文调查资料，对古代的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为此他们还在1977年4月中，到湖北洪湖，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湖口等地实地考察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而这些研究成果，正构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自然地理要素的编绘依据。
张先生本人对此有一篇回忆文章，载《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353页），有心人可以参考。
我常想，像谭张两位先生这样各自身怀利器的人，聚在一个单位不能说太少见。
但是，要形成良好的工作关系，其实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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