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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朝代只设定了一两个“标准年”
。
这对于了解历代疆域变迁及政区设置概貌基本上有效，但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则常常不够用。
如果想了解的内容不在“标准年”
，读者便不得不自己去进一步考证。
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其实受制于纸质载体的表现力。
它是静态的，每增加一个标准年就要增加许多篇幅；就连发现了一些小错误，要在新版中及时纠正也非常困难，因为需要重新制版。
职是之故，谭先生生前就对该图集有诸多不满意，却一直无可奈何。
这种种无奈到了信息化时代都不复存在。
自从GIS（GeographiationSystem）技术发达以来，通过编撰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实现计算机自动制图，这就使得逐年检索在技术上成为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只要数据库足够强大。
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多维动态展示的载体。
而一旦发现某项数据有错，也只需在后台更新一下，实在是便捷之至。
在进入新千年之际，葛先生与包弼德教授携手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的研发。
这里面，葛先生尽管不是技术专家，但他作为一位学术领导，敏锐地认清时代潮流，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策划并组织了这一项目的实施，可以说居功至伟。
尤需说明的是，CHGIS的项目产品不仅是一个将中国历史政区精确到每一年的检索系统，它还是一个开放的、容量无限的信息平台。
只要研发出一些专题数据库，加载上去，就可以由计算机自动生成一些专题地图。
这就为中国历史上的时空信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支撑界面，也为一切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十几年前，我经常有这样一个困惑：历史地理学自1934年“禹贡学会”
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实现顾颉刚、谭其骧以及侯仁之、史念海等诸位先生在成立“禹贡学会”
时树立的学术理想，包括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具体如编绘历史地图、编撰历史地名辞典、整理历代地理志，等等；70年间，由于技术进步，那些理想的实现程度在与时俱进，但从大的方面看，学术问题、研究资料、研究方法都没有出现质的创新。
现在看来，GIS技术的应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方法上的革命。
从表面看，GIS只是一种表现手段；但就研究过程而言，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是一种新的技术体系，要求研究者将各种信息格式化、规范化，然后编撰出数据库。
当然，历史资料时有缺环，特别是一些人文资料很难量化，为这一技术的应用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它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有了这一理念，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代用资料，即或无法实现，至少能多一个新的参照系。
目前CHGIS系统的研究还没有最终完成，史地所官网“禹贡网”
上还只能提供部分数据下载。
而史地学界基于GIS技术的研究已出现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其精度之提升令人震撼。
例如，以往研究河道变迁只能用手工画一些示意图，现在凭借历史文献、古旧地图、遥感图像等多源资料可以找出具体的定位依据。
不难预见，随着CHGIS系统的成熟和完善，中国历史地理乃至于一切基于时空信息的中国文明史研究都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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