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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苏轼之前没有人著文阐明此点,但不能据此就认定没有人知道。
说有易,说无难,不能排除有些人知道却不愿著文的可能。
这并不是一般人发现不了的问题,况且要发现这一点也不一定要“夜泊绝壁之下”
,问一问当地的渔工水师一样可以了解其真相。
此外还须讨论另一个问题。
石钟山的得名有因声说和因形说两种说法,苏轼及其以前的《水经注》、李渤无疑都是主因声说的,由于明清时期因形说甚盛,有些人觉得苏轼对于李渤的嘲笑有类于五十步笑百步,因为苏轼并没有发现石钟山外形似钟。
善意的则以当时为旺水季节为其排解。
我认为这种分析恐怕未必。
苏轼确实没有在文中描述石钟山外形似钟,但并不见得他对此点毫无感觉。
当时尽管是旺水季节,但并没有妨碍他对石钟山形状的总体把握。
“山下皆石穴罅”
,“空中而多窍”
,明清时主因形说的所见也不过如此。
况且,上文已分析苏轼与“虽知而不能言”
的渔工水师是有过交流的,岂有渔工水师只知石钟山下声如洪钟而不知其山体形状有如覆钟之理?
关键在于:知道石钟山的山体形状是一回事,是否将这种形状与“钟”
联系起来又是一回事。
主因形说的人觉得这种形状像钟,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认为它像钟。
我们在观赏喀斯特地貌时对于前人所说的某种形象往往感觉并不贴切,其故在是。
还有更重要的:苏轼写作《石钟山记》主旨在于澄清石钟山下的声音来源,而不是讨论石钟山的得名所自。
《水经注》中只讲到“水石相搏”
,而没有说清声音是由石穴与风水相吞吐而发出来的;李渤不明“声如洪钟”
是天然的声音,竟至“以斧斤考击而求之”
。
苏轼弄清了石钟山下声如洪钟的发声原理,较之《水经注》的记载有所进步,与李渤的解释更是有本质的不同。
石钟山的得名虽然与此问题有关,但终究是一个另外的问题。
苏轼大可不必因为没有讨论更多的问题而遭受指责,否则文章也就不成其为文章,而成为麻纱一团了。
顺便需要说明,苏轼引《水经注》直接称“郦元”
,这是承袭李渤而来,但其实并不合适。
虽然郦道元是《水经注》的作者,但该书并不是郦氏的创作,他主要是依据当时现有的材料编纂而成的。
特别是南方地区,郦道元根本就没有到过,让他为这些地区的内容负责,很不公正。
原载《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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