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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学毕竟不是宗教，在禅宗那里，文字恰恰是需要被破除的“业障”
；它也不是哲学，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意义已经被解构成无限延异的踪迹游戏，甚至连书也被解构了。
因此，对文学来说，“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
（僧肇《般若无知论》），作为语言艺术，除了语言之外，文学恐怕只能是空无一物了。
这样看来，探求究竟如何才能表情达意就成了当务之急。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彼之毒药，吾之蜜糖”
，对于哲学往往造成大麻烦的语义的不确定性，恰恰在文学这里显现出了它的优点。
这就是说，语言的模糊性对文学来说反而是积极的。
中国文论一直都非常强调“言不尽意”
“意在言外”
，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为文学语言的最高境界。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还创造了很多表现手法，比如，陆机在《文赋》中说要“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认为这样能“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也认为“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
“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
可见，用少量的语言来传达巨量的信息，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它能使“深文隐蔚，余味曲包”
（《文心雕龙·隐秀》），也就是产生韵味，甚至具有“韵外之至，味外之旨”
，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孜孜不倦的追求。
如此看来，能够做到“以少总多”
的寥寥数笔也绝非是任性随意的偶一为之，它必须要经过艰苦的技术训练，达到很高的熟练度以后才可能拥有这种语言能力。
因此，对于那些正在通往这种精湛高超的写作能力途中的大部分作家来说，扎实的技巧训练还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创作论”
部分会专门讲到。
原典选读
一、庄子论语言和意义问题
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
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
君曰：“渔者有余且乎？”
左右曰：“有。”
君曰：“令余且会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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