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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肯定幸福是人的幸福，认为“幸福为心灵的活动”
。
快乐虽然属于幸福，但幸福却不能归结为快乐。
纯粹为追求快乐的行为是不能称为幸福的，快乐必须在理性的控制下达到适中的程度，才能称为幸福。
他认为“至善即幸福”
，至善是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德性的活动而达到的。
幸福不是品质，而是现实活动。
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会有一种崇高的目标，他能为崇高的目标去奋斗，从而达到幸福，而缺乏理性原则的人则不可能有幸福。
人们要幸福，达到至善，就必须决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各种困难的环境下充分发挥自己最大的功能，为崇高的目标奋斗，这样即使再苦再难再险，也应该是幸福的。
2.使命感——建构幸福的意义
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说：“若你一直在追寻快乐是如何构成的，你将永远不会快乐。
若你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你等于白活一场。”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Campbell）也说过：“生命本无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才有意义，并把它带入各自的人生。
当你就是答案本身时，而你却一直在问此问题，这是一种浪费。”
近年来，师范生职业使命感的话题正在复苏。
师范生对人生意义的感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因素。
积极的人生意义体验，加之正确的职业使命感，会对师范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正面作用。
在现代社会，工作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主观建构着。
从古希腊时期工作被看作是一种诅咒到文艺复兴时代被看作是一种将人类与上帝发生联系的方式，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将工作看作是一种自我实现行为到弗洛伊德（Freud）将工作看作是一种自我否定行为（Hardy，1990）。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人生意义感的重视和追寻，一个来自宗教学的概念——使命感，在职业心理学和管理学界中再度复活，并得到管理实践界的重视。
谢宝国等人（2016）指出，工作使命感是一个正在复苏的重要课题。
使命感不仅具有现实存在性（Duffy，Allan，Autin&Bott，2013），而且在进一步丰富人们对大量组织现象的理解方面也非常具有潜在价值（Elangovan，Pinder&M，2010）。
因此，使命感近年来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增长。
从概念的演进过程来说，使命感是一个由神圣化向世俗化转变的过程，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宗教学、社会学、职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概念。
在传统宗教背景下，使命感仅指向神父、牧师、传教士和修女等神职人员。
16—17世纪，随着新教改革运动的兴起，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将使命感从修道士霸权中解放出来。
他认为所有工作都有可能是服务于上帝的感召式工作，使命感适用于所有人，普通人也能感受到上帝的召唤。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Bellah）及其同事将使命感世俗化，区分出人们对待工作的三种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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