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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安内乎？攘外乎？阎锡山一时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偏偏从上海来了个电影明星陈波儿，而且陈波儿还闹出了一场风波，就是这场风波，使得一贯反共的阎锡山突然对共产党“情有独钟”
起来。
1936年4月，日军配合德王的伪军进攻绥东，阎锡山命傅作义奋起反击，取得了胜利，在全国引起轰动。
为此，上海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率领一个抗日慰问团，赴绥远慰问伤员。
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没想到却引起了阎锡山集团内一部分上层人物的反对，说陈波儿是个共产党员。
偏偏阎锡山对此不以为然，在一次高干会议上严厉批评这种排斥共产党的论调，他说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天下第一等的好事不做，第一等的好人就离开你；第二等的好事不做，第二等的好人也会离开你；第三等的好事也不做，第三等的好人也离开你。
现在抗日就是第一等好事，人家一讲抗日，你就说他是共产党，这样就把第一等的好人推到共产党方面去了，有人到绥东慰问一下伤员，你就当人家是共产党，也会使这些人离开你，这是把长四条腿的动物全都当成老虎了。”
阎锡山决定成立牺盟会的消息传开后也同样引起了一场大风波，首先遭到邱仰睿、王靖国、孙楚、薄右丞等高干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把阎锡山围起来又吵又闹，坚决不同意阎锡山这样做，连一向唯阎锡山马首是瞻的赵戴文，也站出来反对阎锡山的做法。
面对众多反对者，阎锡山力排众议，说：“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现在是需要牺牲救国的时候，成立牺盟会有什么不好？”
他甚至当着反对者们的面，很不客气地指责老朋友赵戴文，“你自己说，是你聪明，还是我聪明？”
8月下旬，阎锡山派亲信梁化之赴天津找朱蕴山（3）接洽，请朱蕴山来太原与阎锡山会谈：“百公嘱转先生，扫径以待，敬候高轩。”
朱蕴山与共产党领导王世英、南汉宸商量一番，来到太原面见阎锡山，与阎锡山达成三条：“第一，取消反共团体‘公道团’；第二，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第三，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独立群众团体。”
朱蕴山离晋前，适逢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在太原市中山公园文流湖散步时，发现太原市竟召开追悼晋绥“剿匪”
阵亡将士大会，很不痛快，写《中元节夜游太原中山公园》五言长歌50句，次日交梁化之转阎锡山，并责问说：“百公既然决定联共抗日，仍召开‘剿匪’追悼大会，恐与执行政策不利。”
梁化之说这是过去决定的会，今后“剿匪”
标语可以改正。
午后，梁化之来送行说，以后山西方面可以保证不再有“剿匪”
标语出现。
但是无论如何，让阎锡山做到这三条是相当困难的。
“公道团”
是阎锡山遍布全省城乡的基层组织，不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取消的；在与陕北红军建立直接联系前，取消封锁实际上难以执行，他阎锡山总不能把黄河边的晋军都撤走吧；而抗日民众团体，阎锡山既不会主动去建立，恐怕也缺少这方面的能手。
然而想什么就来什么，1936年8月底，在阎锡山举办的“公道团暑期训练团”
任指导员的杜任之，与他领导下的五个政治干事联名贴出一张壁报，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号召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这张壁报，顿时就轰动了整个训练团。
公道团的薄右丞当天就把此事报告了阎锡山。
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之下，与李烈钧等人组织了“铁血丈夫团”
，他喜欢这类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派梁化之亲自到训练团找杜任之谈话说：“会长认为组织民众救国会很好，不过‘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我们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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