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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民的收入没有提高，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提高。
根据前文的假设条件，在两方面的作用下会引发更多的农民向城市转移，“不仅可能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城市失业，而且还会因‘诱发迁移’而造成低水平的农业产出”
。
由于假定迁移者是对预期收入差异做出反应，因此尽可能地缩小城乡部门经济机会之间的不平衡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听任城市工资率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农村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尽管城市失业状况不断加剧，但乡 城人口流动仍会愈演愈烈。
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地区。
不仅会引起城市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最终还会造成农村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更是如此。
这些社会成本可能会超过个人的收益。
不难看出，托达罗所提倡的是一种反城市化的战略。
他与刘易斯目标截然不同，他强调农村发展政策更为重要，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关键在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这些规划的重点应放在农业或非农业收入的增加、就业的扩大、医疗服务的提供、教育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发展（如电、水、路等）以及为农村提供其他舒适的生活条件方面。”
托达罗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这是他理论最出色之处。
托达罗所推行的理论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只要城乡预期净收入存在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就是一个必然趋势。
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是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仅仅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只能缓解城市一时的就业压力。
况且，享受舒适环境要有收入支撑，进城的农民因收入低下而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环境足以说明这一点。
不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路，农民将无法提高收入。
即使转向对农业投资也难见成效，因为工农业存在巨大比较效益差距，民间投资与政府是否有动力投向于农业值得怀疑。
根据前面两位大师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
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工资差距将会引起劳动力流动。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刘易斯强调城市化，而托达罗更偏向于农村，有反城市化的倾向。
他们正好处于理论的两个极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都不足取。
发展城市化不是单纯地为了GDP的增长，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
为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个人满意度提高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三）科斯和杨小凯的交易费用理论
历史上，城市的出现从来都不是“社会人”
所为，而是“自然人”
的杰作，或者说是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的自然选择。
至于如何选择城市合理规模，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搭建了新兴古典框架。
他的理论最突出之处在于他把交易费用理论与古典的分工理论结合为一体，并采用了现代数学技术简化了个人最优选择空间，这可被称为超边际分析。
此处不打算阐述杨小凯独创的分析方法，而是直接利用其相关结论。
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认为市场个体在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交易成本，如搜寻买家和卖家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借助于司法解决纠纷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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