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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和霭理士也不免增加了好几分的契阔。
不过，在这时期里，契阔则有之，忘怀则没有。
至少有三件小事可以作证。
一是断断续续地阅读过好几种霭氏的其他的作品，其中至少有两种是和性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是《社会卫生的任务》（TheTaskofSocialHygiene），一是《男与女》（ManandWoman）。
二，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
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
.一面却利用霭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霭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
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
三，霭氏在这时候已经是一个70岁上下的人，学成名就，不但在性心理学上是一个最大的权威，在人生哲学与文艺批评的范围以内，也有很大的贡献，美国批评家孟根（H.L.Men）甚至于称他为“最文明的英国人”
（“themostcivilizedEnglishman”
）。
所以在这几年里，坊间出版的霭氏的传记至少有两种，其中有一种译者是特地购读过的；抗战以后，书剑飘零，如今虽连书名与作者都记不起来，但当时曾经在《中国评论周报》（TheaCritic）上写过一篇稿子，来表示我个人对于霭氏人格的敬慕，叫作《人文主义者的霭理士》（HavelockEllisasAHumanist）。
译者并不认识霭氏，也始终不曾和他通过信；但二十年来，总觉得对他要尽我所能尽的一些心力，总好像暗地里向他许过一个愿似的。
以前学问的授受，有所谓私淑的一种，这大概是一种私淑的心理罢。
至于译者所许的愿，当然也是一般私淑的门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纵不能加以发扬光大，也应当做一些传译的工作。
七大本的《研究录》，价值虽大，翻译是不容易的，事实上也似乎是无需的，因为，有到可以读这全部《研究录》的学力的人，大抵也懂得英文，无须传译；也因为，《研究录》是一种细针密缕的作品，最适宜于阅读与参考的人是医师、心理学者和其他有关系的学术专家，对于一般的读者，总嫌过于冗长，过于烦琐。
上文所提的那位“性学家”
就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否则他决不会把他想翻译这部书的宏愿轻易发表出来。
不过七册之中，第六册或第六辑是比较例外的。
它的内容固然是和其他诸辑一样的冗长烦琐，但题材不同，每一篇论文都代表着性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在一般的读者也一定会感觉到不少的兴趣。
所以在1934年的春季，译者特地选译了两篇，《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每篇成一本小书，交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
以此比霭氏的等身的著作，可以说是腋之于裘，勺水之于沧海，但历年私许的愿，总算是还了一些了。
译者在翻译这两篇论文的时候，时常联想到以至于抱怨着，蔼氏为什么不另写一本比较尽人可读的性心理学，一面把《研究录》的内容择要再介绍一过，一面把《研究录》问世以后二十年里这门学问所已获得的新进步补叙进去。
原来在这二十年里，性心理学有过不少的发展，而此种发展又不止一方面：一是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继续的努力；二是人类学中所谓功能学派对于比较单纯民族性的生活的调查与研究；三是医学界对于个人**的统计的搜集与分析。
这三方面的发展霭氏本人虽没有直接参加，但霭氏对于它们多少都有几分启发与感召的影响，并且始终曾经极关切地加以注视。
其实译者在作这种愿望的时候，霭氏已经写好了这样的一本书，题目就叫作《性心理学》（PsychologyofSex），并且在英美的出版界已经流行了一年之久！
中国坊间对于西文原版书的运售是一向落后的，教科书如此，非教科用的一般课余或业余的读物尤其如此，所以一直等到1934年秋，译者到清华大学任教，才看到这本新书，那时候它和世人相见已经快有两年的历史了。
译者多年来许下的愿到此该可以比较畅快地还一下了。
还愿的心早就有，还愿的心力自问也不太缺乏，如今还愿的方式也有了着落，但是还愿的机缘与时间却还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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