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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宋代的士大夫产生了很强烈的使命感。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成为士大夫的一种自觉担当。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苏东坡，作为那个时代优秀的“读书人”
，自然而然也有这种担当。
“当官固然是为了谋生，但当官更是为了一种使命，一种担当。”
这种意识融化在苏东坡的血液里。
这种使命感和担当感，使得苏东坡像一个理想主义者，难免会对现实感到失望。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我们可以从官员的类型去观察。
一般而言，官场上有三类官员，第一类是“理想型”
，有理想主义情怀，有操守，有原则；第二类是“职业型”
，看重的是职位的晋升；第三类是“钻营型”
，属于投机分子。
第一类和第三类都属于少数。
在北宋的政坛上，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司马光都是第一类官员。
第一类官员，因为自己的情怀和操守，使得他们和第三类官员格格不入，同时也和第二类官员志趣相异。
作为第二类“职业型”
官员，朱熹有过这样的描述：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
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会事，且恁鹘突。
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
（《朱文公政训》）
大率习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
下之事上，固不敢稍忤其意。
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
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辙，经营计较。
必得而后已。
（《宋史》第188卷《道学三》）
归纳起来，就是平庸，不求有功，只求无过。
苏东坡从少年时代开始，对于社会就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和理想。
他的朋友说他“奋厉有当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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