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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
一个才高气盛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进入官场后，遇到的大多数是职业型的官员，每天都在经营计较当中，不免失望。
后来又卷入权力斗争，自然就生发了对于官场的厌倦，进而对于社会感到厌倦。
厌倦了，还留在官场。
为什么呢？
谋生、使命，都是个中原因。
还有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活相对自由开放，也使得他没有必要像陶渊明那样完全归隐田园。
就像余英时说的：
总之，宋代士大夫在党争失败后虽不免受到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的种种迫害，但由于儒家文化浸润下的皇帝往往发挥着缓和甚至保护作用，他们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算是最幸运的了。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
余先生又举了朱熹的例子。
庆元党禁时期，朱熹说：“某又不曾作诗讪谤，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
更不教做，却作何事！”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击鼓讼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不敢说也。”
（《朱子语类》）大意是只要我不骂皇帝，不到衙门去闹，私底下说什么，谁也管不着。
这种情形，苏东坡也是如此，虽然他总想要改掉评议时政这个毛病，但总是改不掉，其实这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苏东坡在官场获得的巨大名声，也让他很难完全退出官场。
他很难做到像他的朋友陈季常那样，自动游离在官场外，浪迹江湖。
举一个不太恰当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已经破格成为教授，所以，即使偶尔有辞职的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
而我的一个朋友，研究生毕业后，迟迟评不上职称，也就很快下定决心辞职了。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体制内按部就班，而那位朋友很早就成了民营企业家。
即使是今天，当我们在体制内获得一些成就，都很难下决心辞职。
我们对于体制外的生活，有很多疑虑。
一千年前的苏东坡，少年得志，名满天下，被寄予厚望，让他毅然决然去从事当时还比较边缘化的商业，对他有些苛求。
苏东坡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职业上的保守主义者，对体制有一种依赖。
但是，他比我们大多数人厉害的是，他在体制内却活出了体制外的自在和趣味。
他拥有一颗自由的心，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去热爱生活，创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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