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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
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
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
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
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
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实在是“天下有道”
，“庶人”
相应“不议。”
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
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
区区苦衷，伏乞矜鉴！
编者
这现象，好象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
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
“自由谈”
态度转变
《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
且因嘲骂“礼拜五派”
，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
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
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惟有解约。
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话”
“小旦收场”
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
〔闻〕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
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
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
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
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
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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