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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意义上的“对话”
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活动，而是人的“生活世界”
和社会生活赖以持存的基本方式和社会理性，它作为“人生在世”
最为原始的生存活动，构成了人类其他活动得以进行的“先验”
条件和约束。
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把自己的解释学称为“实践哲学”
，这即是说，伽达默尔所强调的“对话”
，具有极其明确和强烈的实践动机：通过人与人之间自由、充分和开放的对话，重建被侵蚀的人的“生活世界”
，实现人类的团结，正如伽达默尔所概括的：“实践正在指导某人，并在团结中活动。
因此，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
对赫拉克利特，人们有一种说法，称他为‘爱哭泣的’哲学家：逻各斯对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的，但人们却像每人有每人自己的理性那样行动。
这一点一定要继续下去吗？”
[28]为了让赫拉克利特不再“哭泣”
，人们必须改变自行其是的“主观理性”
，并代之以主体间的“对话理性”
。
伽达默尔认为，“社会理性”
的关键问题是“真正的团结、真实的共同体应该实现”
[29]，“实践与他人有关，并依据实践的活动共同决定着共同的利益”
[30]，因此，社会生活的规范基础的价值核心便是“人应该对某种人类团结有一种重新觉醒的意识，慢慢地把自己作为整个人类来认识”
[31]。
伽达默尔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表达着一种现当代哲学的“集体意识”
，即把哲学的规范基础定位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促进人们之间的团结、鼓励对话与倾听、推动以理性说服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公共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不断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的方向努力。
阿伦特、哈贝马斯、霍耐特、阿佩尔、罗蒂等人虽然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有着重大分歧，但是，正如伯恩斯坦十分中肯地指出的那样：这些人都“关心地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对人类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并说明了对话、交流、询问、联合和共同体的概念”
，他们都“强调了在当代世界上存在着对它们的多方面的威胁。
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导致全盘否定现代性，在寻求从现代性中回收其内在的真理过程中他们是辩证的”
[32]。
哈贝马斯明确地把自己的规范理想称为“交往乌托邦”
，认为这种“交往乌托邦”
并非是“绘图桌上炮制出的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的基本规范”
，而是一种“事实上应该存在的状态，其前提是，社会化的个体在交往的日常实践中，运用日常语言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
在这种交往中，他们必然从特定的语用学规范出发，实现交往的理性。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想通过语言来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便会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提出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要求。
这给我们的日常交往注入了某种理想性”
[33]。
阿伦特把“行动”
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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