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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较早地集中提及并专门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著作是《神圣家族》,在该书中,马克思批判布鲁诺的历史观,指出在布鲁诺那里,“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
[47],马克思对于以形而上学实体充当“历史”
和“真理”
并从此出发来控制和压迫“现实的人类个体”
的哲学倾向进行了明确的否定。
另外,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批判的成果,“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
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正像费尔巴哈在他第一次坚决地站起来反对黑格尔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
[48]。
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对形而上学的重大打击之后,形而上学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尤其在黑格尔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
,于是“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同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
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与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49]。
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使17世纪以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威信扫地”
,而在19世纪,则是费尔巴哈通过与思辨哲学的斗争,实施了对形而上学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施特劳斯与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实体”
和“自我意识”
的争论中所深藏着的黑格尔哲学根源,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
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
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
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
施特劳斯片面地发挥了前者,而鲍威尔则片面地发挥了后者。
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
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
,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
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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