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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同性”
，以此来建立自由个人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这种“公共性”
与“共同性”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要成为可能，必须处理好“个性”
与“共性”
这一基本的矛盾关系，一方面，现代社会个体自由这一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使得任何求助于前现代性质的实体化的“共同体”
的观念都变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个体自由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发展，又会带来“个体主义的恐怖”
。
如何解决个人自由的“个性”
与社会共同体的“共性”
之间的矛盾，是寻求确立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
与“共同性”
的关键。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虽然在具体的论证路径和方式上有着重大的不同，但面对这一矛盾关系，他们均要求重新确立新的“理性”
，哈贝马斯把这种新的理性称为“商谈理性”
，罗尔斯把它称为“公共理性”
。
无论是“商谈理性”
，还是“公共理性”
，都是相对于“个体理性”
而言的。
哈贝马斯基本同意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那就是随着宗教一体化力量的消失，“教化越普及，表现生活越丰富多彩，分裂的力量也就越大，整个教化也就越异化”
[24]。
在此条件下，脱离“主体间性”
的个体理性只是一个片面性的原则，它不仅无法代替宗教来充当实现社会统一性的力量，而且恰恰相反，它的极端发展正是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系统陷入分裂状态的重要根源。
因此，要在分化的现代社会中重建社会的“公共性”
与“共同性”
，就必须超越“个体理性”
。
寻求新的“理性”
，这种理性就是“商谈理性”
。
“商谈理性”
既承认个体性自由的价值，同时强调每个人向他人开放、与他人平等协商与交往的价值，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空间”
或“公共领域”
就生成于这种不断自由交往与协商的过程中，社会共同体的自由于是也在这种“公共空间”
或“公共领域”
的生成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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